中国古代拥有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对本领域的几部经典的解释一直代代相传，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经典阐释活动。在古代经典阐释活动中，《庄子》阐释是颇具代表性的个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阐释者，对《庄子》的阐释也不尽相同，正是由于阐释者们颇具特色的解释，才使得《庄子》广为流传，并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庄子》阐释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因此，本论文选取《庄子》阐释史上五位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解庄著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庄子》阐释差异的原因。 《庄子》阐释之所以代不乏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庄子》文本的召唤性，正是《庄子》文本的召唤性吸引了历代阐释者。本论文首先对郭象与成玄英在《庄子》阐释上的差异做了深入探讨。由于二者所处的阐释处境及阐释身份的差异，导致了他们解庄目的的不同，因而他们的解释也呈现出迥然有别的特色。郭象处于魏晋嬗变时代，出于调和儒道的目的，他对《庄子》进行创造性误读，借助注庄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成为《庄子》阐释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与郭象不同的是，道士出身的成玄英则处于唐初儒释道三教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的思想环境中，他以佛解庄的真正意图是要提高道教的理论思辨水平。其次，林希逸理学家的阐释身份与南宋的历史与思想背景使得他对《庄子》的阐释又与郭象、成玄英不同。坚定的儒家立场促使他以儒解庄并开创了后代以儒解庄的传统，以禅解庄是林希逸《庄子》阐释的另外一个主要特色。最后，俞樾与章太炎处于晚清的历史语境中，特殊的阐释处境以及变化了的阐释身份使他们的阐释风格又与前三位阐释者区别开来。作为清代考据学大师，俞樾解庄秉承了乾嘉考据遗风，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庄子》的训诂考据做出了出色的研究。由于思想学术以及身份的变化，章太炎的解庄又与其师俞樾有所不同，虽然他主张“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二者不可偏废，但他更重视“义理之学”，他的《齐物论释》就是借解庄将庄学、佛学、西学融会贯通，创立了具有近代新思想的哲学理论。 通过对五位《庄子》阐释者的个案分析，本论文认为《庄子》阐释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庄子》文本的召唤性和阐释者理解的历史性，此外，阐释者身份的改变及不同阐释方法的运用也导致了他们对同一部文本——《庄子》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