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探索了“四物汤”的产生源流并从其组成药物的角度研究其内部结构及相关临床应用。论文前3章分析了《金匮》胶艾汤到四物汤的衍化过程及《金匮》胶艾汤证的病机与功效,认为胶艾汤证病机为气血阻滞,该方功效以活血为主,兼以养血,并进一步结合相关时代背景,探索胶艾汤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衍化与应用情况,至四物汤的产生为止,分析结果支持作者的看法。论文后4章对“四物汤”名及其组成药物做了相关考证,并从组成四物汤的四味药物的角度来研究四物汤的结构特征及临床特点。利用卡方检验、对应分析等方法,对汉代至唐代或含川芎、或含当归、或含地黄、或含芍药的方剂的组成药物及临床应用进行分析,以认识和把握四物汤中各药的配伍特点及临床主治病症的特征。发现在汉代,川芎类方比较偏重于治疗妇科疾病,而芍药类方相对偏于治疗内科杂病;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疾病显然占据了主要地位,以至于四药的差别对疾病科属的比重的影响反而不明显,对外科疾病的治疗以川芎与当归类方为主;到隋唐时期,妇科疾病的地位得到回归,对骨伤科疾病的治疗在此时期稍显突出,对妇科疾病的治疗仍以川芎类方为主。内科杂病在三个时期地位变化不大,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关于各类方的配伍规律,川芎与当归两药显现出密切的配伍关系,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两者联系稍显减弱,但从整体上看,两者表现出较强的配伍关系。芍药的配伍在不同时期显示出不同的配伍特点,其与“甘草”的配伍在魏晋南北与汉代表现较为明显:与“当归”、“人参”的配伍在魏晋南北与隋唐时期表现较为明显;与“地黄”、“川芎”的配伍联系则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较为显著。另外,除了以上提到的川芎-当归配伍组合外,还有芍药-甘草-桂,当归-甘草-桂-人参两组配伍组合,前者在汉代方中较为明显,而后者则在魏晋南北与隋唐时期较为明显。另外还发现不管在汉代、魏晋南北朝还是隋唐时期,从各药的配伍频率所形成的二维图象上看,川芎、地黄、芍药三者均构成一个三角形分布,当归均在其中,在不同时期,当归的位置稍有不同。从配伍的角度可以认为,四物汤中当归为最能代表该方之药,以之为君最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