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法治,摒弃人治,是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象征,有利于实现和保障人权,体现了人类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之价值追求。我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彰显了我国实行法治的决心。然而,社会中行贿现象日益严重,且更加隐蔽化、潜规则化、社会化。对行贿行为进行规制的明文规定在行贿更加隐蔽化、社会化的现实面前显得疲软无力,法律在一些人的现实行为中被束之高阁,甚至沦为虚设和形式。一些公众对行贿行为安之若素,表现出一种无奈或者宽容、默认,甚至进而效仿的态度。在规制行贿的实践中,研究者大多从刑法的技术层面进行研究分析,然而,对行贿的规制问题并非仅靠法律技术就能解决,只有在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关于行贿的法律规定的同时,大力加强公民守法文化建设,培育公民理性自律的品格,加强对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行贿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扭转在行贿行为方面存在的普遍违法的状况。在治理和预防行贿方面,应采取教育、预防、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其他社会资源对法律的配合作用,建立与行贿行为规制相融洽的社会环境,形成防治行贿的社会长效机制。本文首先对行贿行为的本体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行贿行为近几年来在社会实践中呈现的新特点、新态势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其次,论述了我国目前的行贿行为规制的体系及其不足。再次,论述了在治理行贿方面我国面临的社会文化困境,从“嵌入性腐败”的视角分析和解释了行贿现象与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的具体形态和内在结构。最后,介绍和分析了美国、新加坡、我国香港地区对行贿行为的规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从法治社会的建设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提出我国治理行贿行为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