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普遍偏低,导致我国产品普遍技术附加值偏低,而当前所进行的结构性改革要求我国企业技术提档、产品升级。如何提升我国企业创新投入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其中随着公司治理有关理论的发展,更多学者开始讨论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本文在梳理以往该领域的研究时发现,绝大多数研究使用实证的方法讨论因素相关关系,而且在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等因素的研究上仍有较大争议,并未能得出统一结论。同时理论研究十分匮乏,绝大多数研究只针对单个或多个公司治理因素对创新投入的影响,而很少有研究治理因素对创新投入影响的途径和渠道的文献,使得该领域的研究说服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建立模型来说明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途径和渠道,同时结合最新数据的实证结果检验理论结论。 在模型上依据传统的经理人决策模型,以经理人做出公司创新投资决策作为起点,研究经理人的收益和成本权衡。公司治理因素则通过影响经理人创新工作面临的收益和成本来影响公司的创新投入。公司创新投资决策的持续性会受到来自股东或董事会等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而经理人在做出该决策时会将这种影响考虑在其收益与成本的衡量当中,这类影响的不确定性越大,经理人则更偏谨慎,可以认为经理人的实际收益水平受到风险波动的影响产生了变化,因此本文在经理人绝对收益的基础上引入相对收益的概念来衡量以上所说的风险状况。公司利益相关主体对公司信息了解的充分性会影响其对经理人决策的反应,信息不对称会使经理人在做出创新投资决策时遇到更多阻力,因此本文引入信息不对称系数,作为经理人决策所面临的成本因素。 本文理论分析认为股权结构集中一方面使经理人所面临的风险水平加剧,降低相对收益,同时也让利益相关主体信息不对称水平降低,从而降低成本,且降低成本效应更为明显,因此会对创新投入存在正向影响。股权性质和高管激励本质上都是影响公司激励机制的治理因素,良好的激励机制会在同等情况下提高经理人进行创新工作的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从而提高公司整体创新投入。本文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并不健全,独立董事自身精力时间所限,不能够有效监督经理人,在获取公司信息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不能结合自身能力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反而会增大信息不对称系数,增大经理人创新工作成本,降低企业创新投入。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存在则一方面通过增大决策后不确定性降低经理人相对收益,另一方面也会降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对经理人创新投资决策的阻力,从而降低成本,两方面因素相抵消后,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像前人文献中所表现的明显。 在实证检验中,本文摘取248家A股上市公司2009至2014年R&D投入及各项公司治理因素数据,首先通过描述统计说明当前我国R&D投入及各类公司治理因素变化趋势。之后使用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回归验证各因素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 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结论,并对本文的局限性进行了描述。结论认为公司创新投入同公司的规模、股权集中程度、高管激励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同公司负债率、独立董事占比呈现明显负相关关系,股权性质上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具创新活力,而第二类代理问题和外部机构持股则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与本文理论分析结论基本保持一致。基于以上结果本文对我国当前公司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中适当提高股权控制水平,积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增加经济活力,独立董事制度和持股激励机制则均需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