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多数道德型领导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其给组织和员工带来的积极效应,对于道德型领导存在的负面后果却甚少研究。其中有学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道德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意外发现结果并未如以往研究呈正相关关系而是相反。本文根据这一意外结果,进一步从自我损耗理论的视角切入分析道德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产生负面效应的作用机制。基于自我损耗理论,以员工幸福感为指向,引入组织公民压力作为中介以及组织关注动机作为调节,探讨引发道德型领导产生负向效应的作用机制,对中国海南省12个机构的227名员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两阶段纵向研究获取数据。经过实证研究发现:（1）道德型领导正向预测员工的组织公民压力感知;（2）员工的组织公民压力负向预测员工幸福感;（3）组织公民压力在道德型领导与员工幸福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4）组织关注动机不仅负向调节组织公民压力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关系;（5）组织关注动机进一步调节道德型领导通过组织公民压力影响员工幸福感的间接效应。研究结论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深入理解道德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存在潜在挑战的形成机制,规避道德型领导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为优化道德型领导实践管理的有效性提供了启示。进一步验证了在中国情境中道德型领导的积极效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拓展了道德型领导理论的应用范围。采用自我损耗理论构建道德型领导负面效应的理论框架,深化了对过程机制的理解。通过结论得出本研究的实践建议,目的是旨在强调管理层对组织公民行为相关工作任务构建合理的管理体制,强化工作任务布局,提升员工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感,注重在集体文化氛围中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心理缓解能力,平衡与员工之间的互惠天平,保护员工的工作奉献精神,确保组织和员工实现共赢,构建组织内和谐的劳动关系。后续研究的主要进展方向:拓展研究道德型领导负面效应的消极结果变量以及边界条件,如增加职场偏差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工作绩效作为边界的调节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