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看作一项值得珍视的理想工程,并希望通过对其进行病理学分析而完成其重建,在反思启蒙传统、主体哲学和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理性启蒙观、交往主体范式和生活世界理论。哈贝马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追随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分析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过程并展开社会批判,这奠定了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研究当中将批判与解放相结合的学术旨趣。同时,哈贝马斯的成长经历让他特别看重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因此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一直在拒斥现代性却并未给出更有建设性的方案时,哈贝马斯针锋相对地亮明了他的旗帜鲜明:现代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既没有选择轻易地告别现代性,也没有刻意回避现代性的困境,而是试图站在一个纵横古今的坐标系上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重建,明晰我们为什么依旧需要现代性,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性的问题。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第一个重建是重回启蒙的视域去找寻现代性的遗产,矫正现代性被扭曲的理性内核,从而继续推进现代性事业。启蒙的目标和论证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合理内核,理性和主体是既是启蒙也是现代性的两个核心概念,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启蒙现代性往往走向其反面,而所谓审美的、倒退地或是激进地反启蒙思潮也只是片面地理解了现代性的设计方案,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能够补充、拓展并拯救启蒙理性,重构具有自我批判和解放性质的理性启蒙观,既捍卫了启蒙现代性的原初设计方案,又纠正了现代化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对启蒙方案的一些扭曲。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第二个重建是用主体间性的哲学范式来克服主体意识哲学的穷竭症候,通过商谈伦理来恢复主体间的理解与守望相助,以此对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所引发的生存焦虑。主体性意识在释放现代性规范内涵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现代性危机,传统主体观要么表现为抽象的主体性,要么表现为绝对的自我意识,为此哈贝马斯将二十世纪的语言哲学资源与主体哲学相结合建构了交往主体论,将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范式转为主体间性的交往范式,通过规范人与人之间交往与商谈来消除主体哲学给现代性造成的穷竭症候。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第三个重建是构建一个良善、民主的生活世界,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生活世界既是“理想型”也是“培育地”,走出现代性困境归根到底就是要解放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与重建过程中,无论是希望借助于交往理性丰富启蒙理性的内涵,还是希望规范交往主体的行为重构主体间的和谐关系,归根结底都要进入生活世界中进行讨论才能成立,只有在生活世界当中才蕴含着通往现代性规范内涵的路径——交往理性、商谈伦理,只有在生活世界当中才能完成个人的社会化、文化的更新和社会的整合,只有在生活世界当中才能培育出商谈、包容的程序民主为现代社会提供合法性,反过来也只有建立合理而又令公众信服的民主制度才能避免生活世界的被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