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粮以土为本。保障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首要之举,而耕地资源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所系。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709.9万吨,比上年增长0.9%,实现了“十一连增”的历史性突破。然而,我国粮食增产“奇迹”背后隐藏的耕地资源约束和“陷阱”依然形势严峻且将长期存在:当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种粮机会成本上升与比较收益下降造成的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和“口粮化”趋势持续蔓延,耕地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刚性约束形势严峻;同时传统的粗放化生产方式在广大农村根深蒂固,长期以来对耕地的强制性和超负荷利用严重制约着未来耕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今后再续我国的粮食增产奇迹面临着重大挑战。因此,为实现粮食的可持续增产,进而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亟待进一步探索耕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和集约利用途径,充分提高耕地资源对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而真正地实现“藏粮于地”,最终破解耕地资源约束及粗放利用造成的粮食增产困局。针对耕地资源利用对粮食可持续增产的约束及客观形势,本文总结并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以土地经济学理论、农户经济行为理论和粮食安全理论等科学理论为支撑,基于湖北省统计年鉴数据和农户微观实地调查数据,综合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数理统计分析工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探析了耕地资源利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制。首先,运用LMDI方法构建了粮食产量变化的耕地利用效应分解模型,从时空二维视角探究了湖北省耕地资源利用对粮食总产量变化效应的阶段性与区域性差异;其次,基于扩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了农户家庭粮食生产实证模型,运用WLS方法探析了农户家庭耕地资源利用对其粮食单产的影响机制,并从农户分异视角探究了各变量对纯农户和兼业户粮食生产影响的差异。综合以上研究与探索,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从时间累积效应看,耕地资源利用的结构效应是造成湖北省粮食总产量变动的首要因素,耕地的规模效应作用次之,随后依次是强度效应和广度效应。其中,种植结构对湖北省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减量效应,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对粮食生产均具有增量效应,而耕地规模对粮食生产具有双向驱动效应,而粮食单产的增加是近十年来湖北省粮食持续增产的关键因素。第二,从区域差异上看,耕地资源利用对湖北省各地州市粮食产量变动的主导效应差异较为显著。其中,黄石、荆州、荆门和随州为规模效应主导区,武汉、十堰、宜昌、襄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为结构效应主导区,仙桃、天门、潜江和神农架为强度效应主导区,恩施为广度效应主导区。第三,湖北省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存在明显的“规模不经济”效应,其中,兼业户家庭耕地利用的“规模不经济”效应明显大于纯农户家庭;耕地的细碎化程度对农户家庭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有显著的制约作用。第四,耕地上化肥、农药的高强度投入仍然是湖北省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粮食增产的最主要措施,农户生产环节忽视耕地生产能力的可持续性,其中地均化肥施用量对兼业户的粮食增产效应小于纯农户;传统的劳动力要素对农户家庭粮食单产的贡献已经不再突显。第五,家庭人均耕地指数对农户家庭的粮食单产水平有明显的减量作用,其对兼业户的影响最为显著;农户兼业经营促进了其家庭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而近两年农业自然灾害对农户粮食生产的“负外部性”效应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