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投资者和东道国关于投资的争议频频发生,原本作为投资争议解决一大亮点的国际投资仲裁制度也逐渐暴露出了危机。由于国际投资协定用语天然的具有模糊性,仲裁庭又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且常常偏向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导致东道国的社会公共利益面临严重的挑战。各国开始对国际投资体系进行变革。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一部分国家终止了双边投资协定,或者退出了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也有一部分国家在缔结新的国际条约的时候更加关注了其对自身的利益的影响,同时也对目前已经缔结的条约开始修正。但这些措施都具有高昂的成本。在这种背景下,联合解释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联合解释条款,全体缔约国或其下设的委员会有权对条约做出有拘束力的联合解释。在投资仲裁过程中,经东道国的请求,全体缔约国或其下设的委员会也可以针对某些特定条款的解释问题做出联合解释,而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必须与联合解释相一致。这一制度在加强了缔约国对条约的解释权的同时,也制衡了仲裁庭过大的解释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衡东道国和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但是这一制度以及相关的实践引起了很多争议,需要解决。本文第一部分对国际投资争议中的联合解释制度进行了概述,阐述了联合解释制度产生的背景,对其发展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对联合解释的具体规定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联合解释制度的特点及作用。本文第二部分对各国关于联合解释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分析了NAFTA下设的自由贸易委员会在2001年发布的联合解释以及有关的仲裁案件,欧盟-加拿大2016年做出的对其《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联合解释,以及2017年印度-孟加拉国对其双边投资协定做出的联合解释,并对这些实践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论述和评价。本文的第三部分提出了联合解释这一制度在适用中面临的三个问题,即联合解释是否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其与条约修正之间的界限问题,以及其对投资者权利的影响,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本文的第四部分阐述了中国国际投资协定中有关联合解释制度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