掾史是两汉艺术创作的重要主体。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或阶层,其创作情境和创造活动,与他们的三种职能相关:一是基于职官制度的行政职能,即:沿袭先秦秦代属吏建制,以文案书记、封署典藏和刑律治狱为主职。为保证行政活动的高效运行,汉代掾史需精熟文字、书法和实用文章,出土封泥和汉代简牍的大宗,便是他们文书行政的产物,可以见证汉代文吏书体取用和风格演绎的制度与个体因素。二是基于群体身份的社会职能,即:受长官辟用,他们或是地方才士,或是长吏宗亲门徒,故要以属吏身份协理长官公事私务,以俊彦身份主事师长与地方宗族事宜,并通过碑铭刊刻、墓祠修饰,宣扬师长政德,纪述自身荣耀。这些活动,往往是政治文化交游的一部分,掾史负责主事、捐资、联络和协调,有时参与撰文和书丹,借此连接官民、沟通亲友,体现他们与师长的纽带关系,而形制、资金、风格不一的碑铭,以及墓祠中属吏图像的传达,便是其社会职能的衍生物。三是基于个人修养的文化职能,即:在掌握文法书算技能以外,他们要研习六艺经典,以适应文、武及以后逐渐推行的察举制度和儒家治国理念,借由四科、察举、课试,及个人才艺品德声名和宗族势力,进可为官任卿,退可修身教学,相应的,音乐、书法、诗赋、碑铭、箴颂等,既是他们的修习内容,也是最核心的创作活动。到东汉时期,掾史的儒生化倾向日趋明显,与士夫的重合与转换也渐趋普遍,大量音乐、文学和书法名家,便从中诞生。自春秋战国以降,礼乐制度瓦解,贵族特权下移,士阶层获得文化教育机遇,成为六艺传统的继承人,但他们无职官、无恒产、无宗族,只能游转于王侯,尝试以道统引领政统。随着秦代,尤其是两汉取士用人制度的改革,知识阶层重新掌官握权,他们既有恒产和宗族,也获得深入践行道统和政统的条件。汉代掾史是四百余年间基数最大的官僚和知识群体,亦身处艺术古今承变的关键期。他们一方面职司文艺,通过侍弄言语刀笔、监管文艺机构、督察人才培养,佐助政统的运行;另一方面又传承儒家据仁游艺的理念,借艺术修身,以学问为尚,通过艺术创作、批评和著述,将游艺观念和行为,贯通到个体生活和汉代政治文化中,实现道统对政统的制约。从西汉初的文法吏,到西汉晚期以后的儒吏,经过四百多年的艺术实践,两汉掾史不仅带来艺术创作主体的扩展,也使得艺术创造力得以提升,且通过作品、观念、制度、风气的延续,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以至后世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