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弗兰克曾经指出:“法律所应付的是人类关系的最为复杂的方面,人们不可能创造出能预料到一切可能的纠纷并预先加以解决的、包罗万象的、永恒不移的规则,因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来永远是含混的和有变化的。”法律的这种先天不足,在作为部门法之一的刑事法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尽管各国刑事立法都尽力避免漏洞的存在,但是由于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切行为,所以不得不采取其他途径减少漏洞,加上立法语言表达的有限性以及立法技巧的制约,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一部刑法中囊括所有犯罪现象,而是在刑事立法过程中通过使用一些抽象性、概括性、涵盖力强、包容性大的文字表述,让法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也就是所谓模糊性,以便在实践当中能更灵活的操作和运用,以及为今后对法律进行补充完善留有位置。兜底条款就是这样一种典型代表。兜底条款作为一种重要的立法技术应运而生,是由于其弹性极大,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有效解决法律条文挂一漏万的缺点,故兜底条款在刑事立法中被大量运用。因此,尽管兜底条款由于采用抽象和概括的文字表述,必然导致其所指内容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会与罪刑法定原则发生一定的冲突,但在各国的刑法立法和刑法适用中仍然被广泛运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保留。应当肯定,兜底条款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具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扩充刑法涵盖面、增强刑法适用性、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等。但是,正是因为兜底条款弹性较大,用之不当必将造成危害,因此,在立法中应当谨慎使用,并不断加以完善;在司法适用中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使兜底条款能够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打击犯罪的积极作用,使我国刑法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