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垂直化分工的日益细化，各国进入了生产链片段化的全球价值链时代。中国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进程中，为了摆脱区域产业链的发展不平衡及低端锁定的困境，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重构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新格局，探索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区域合作共赢新模式。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位置和竞争力如何？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有何关联？它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整体网络格局、产业融合程度和合作形式有何特征及变化态势？区域、国家和产业之间的生产链依赖互补关系具有怎样的演变趋势？这俨然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下触及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双向开放互动和全方位协同衔接的重要理论和政策问题。因而，如何科学测度“一带一路”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状况，考察其单边整体特征和双边关联的演变历程，对推动中国产业新技术变革和全球价值链优化升级，探索区域产业合作新模式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研究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首次采用新近发展的生产分解模型，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从国家、区域和产业三个维度揭示了2000-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中的参与度、位置和显性比较优势等单边特征，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参与GVC分工的增加值贸易整体和细分结构、合作形式以及相互依存度等双边联系特征。主要结果表明：
　　从“一带一路”国家参与GVC分工的单边特征来看，一是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前向参与度指数和后向参与度指数均呈现出平缓增长的趋势，同时，因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差异各国参与GVC分工的方式呈现前向联系化和后向联系化的特征与分化趋势，具体来看，多数国家大部分行业经历了从生产阶段愈发精细和复杂到通过资本要素积累和技术外溢使得国内产业链日渐完善的过程；二是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在GVC中的位置变化趋势为“M”型轨迹，而中国在GVC的位置演变呈现“V”型轨迹。对GVC位置指数进行修正后发现：韩国、新加坡、奥地利和中国等在GVC中处于上游位置，蒙古、文莱和孟加拉国等资源国受制于偏低的科技创新属性，排名均偏向中游；三是中国的农林牧渔业以及大部分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均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其呈现弱化的变化趋势，而采掘业、现代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其竞争优势却正在凸显。
　　从“一带一路”国家参与GVC分工的双边关联来看，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增加值贸易中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并且其双边增加值贸易联系在逐步增强，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分层结构，多核心格局明显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单核心格局转变；从产业融合广度来看，中国各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产业融合广度整体大幅提升。整体而言，外向支撑融合广度大于内向引进融合广度，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值正在缩小；二是中国主要从亚洲地区和独联体地区的“一带一路”国家进口中间品，而中国出口的中间品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中国与主要中间品进口地来源国的比重趋于下降态势，与“一带一路”大多数国家的中间品出口比重趋于上升态势；中国主要从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中欧地区进口最终品，中国生产的最终品主要出口到俄罗斯、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亚洲地区，并且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出口最终品和进口最终品构成中的比重均趋于上升态势；三是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通过简单GVC活动的合作形式与中国产生前向价值链联系，并且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市场的前向依赖性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欧洲国家的后向价值链联系是以复杂GVC活动价值链主导的合作形式，大部分亚洲国家主要是由简单GVC活动主导的合作形式。从前向依存度来看，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增加值出口对中国的依赖性增强；从后向依存度来看，中国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性显著减弱，中国在其中的角色逐渐从“要素使用者”转向“要素提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