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农业日益卷入世界经济体系，沦为被宰割的对象。国内政局动荡，天灾人祸不断。由于内外因素夹击，农业问题愈益严重。关于解决方法，朝野各自观念、入手路径互有歧异，并随时代推移而变动。本文以中华农学会探求农业问题的出路为主线，深入探究该会的组织、人脉、思想、活动和影响，以及与朝野各种党派社团的联系，从自身认知变更和外部因素作用两方面的互动，阐释其活动重心与取径的前后变化。从中透析近代中国人解决农业问题诸方案的渊源、特质与演化，尤其是如何由单纯的技术路径，转变为从技术、经济和组织等各个层面改造农村社会，进而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整体性思路。　　 在西学东渐的大势下，清季知识人以西方的“科学”为参照，衡量本土农业，主张输入域外现代农学知识体系，变传统的“经验农业”而入“学理农业”之境。据此，清廷以农业学校和农事试验场为门径，开启农业的“科学化”进程，实质是以西方“技术”，推进本土农业生产。民初因袭晚清“专重技术”的路径，但师法对象渐由日本转向美国。在此背景下，中华农学会应运而生。初期，它确立并推行“纯学术”的办会路线，重视“技术”科学，以“教育”为改良农业之先行，着力研究农业教育，并坐言起行。学制改革运动中，它与教育界各社团互为援奥，密切配合，制定方案，影响当局，试图确立“研究-试验-推广”三位一体的美国式农学建制。　　 1920年代中后，包括中华农学会在内，朝野渐次超越晚清以来的“技术”一途，转向“整体解决”，尝试以组织和经济为核心，从多个层面改造“旧农村”，建设“新农村”，以创造农村文明。这不仅是其返躬自省的结果，更是时势大潮使然。农业学校未能造就欧美式的“新式农人”，农事试验场形同虚设，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国内军人恶斗下，农业问题已仅非生产问题。单靠“技术”并不能解决整个问题，大体成为朝野的共识，并激发乡村建设运动以“组织实验”为核心的多元化探索，对中华农学会有相当的刺激。但它寄希望于国民党，将“组织实验”工作，纳入国民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序列，将自身定位于切实研究和向当局建言献策，则又不自觉地回到侧重技术的旧路。　　 中华农学会内部会员身份、学术派分以及观念主张复杂多样，与国民党、共产党以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党派社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冲击，是近代农业的根本问题，各方争论聚焦于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存废。而废除土地私有制，走合作化集体化之路，实现农业和农村社会主义，渐成时代言说的主流，最终导致以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归宿。具体途径，则存有社会革命与渐进改良的两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