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有着长江天堑与多山多雾的地理优势,有利于缓解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空袭所带来的损失,弥补制空权缺失的软肋。因此,重庆依托着优越战略地位,战时一跃成为中国陪都,随着大量相关机构迁入重庆,重庆的电影业事业发展迎来了历史机遇。影院作为文化传播的空间载体,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社会责任,还肩负起政府财政税收的职责。重庆电影院建设最初是由外国人开展的,直到1918年重庆才有了首家中国人创建的电影院。同时,重庆影院还逐步脱离茶园、戏院等传统消费场所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如环球、国泰、唯一、新川等影院便在重庆市场上大放异彩。随着重庆影院规模的不断壮大,促使国民政府调整管理机构。1934年5月,国民政府收内政、教育两部合组的电影检查委员会改为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但由于抗战的爆发,该机构的事宜一度处于全面停顿的状态。与此同时,重庆改组政府机构,设立社会局、财政局、工务局、卫生局、警察局及秘书处。它们通过各自的职能进行分工,共同管理重庆影院的具体事务,使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影院正常运作。为响应抗战建国纲领的号召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国民政府积极推动重庆影院的发展,不断完善影院放映、秩序安全、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日常事务行政管理和税务、票价、执照等方面的特殊行政管理。这些管理实践在战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充实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前线武器装备的稳定配置;它平衡国计民生、促进了影院经营更加协调有序,使影院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它保护了中华传统文化,保障了民众思想向有利于抗战胜利的方向发展。当然,重庆国民政府的行政管理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如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政府机构庞杂不一、权职不明。因此,通过研究影院发展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运用微观的研究视角梳理阐述政府对影院的管理举措,以此把握陪都时期影院与政府管理发展的宏观历史,通过分析陪都时期政府对影院高效合理的管理模式,对当今影院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