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了我国城镇化的具体指标，规划要求到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左右，这项要求意味着要实现1亿左右的城镇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的大政方针和大势所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想留住新市民，除了政府的制度支持，关键是实现进城农民工由传统农民向城市市民的真正转变。只有实现了进城农民工的经济转变、文化转变、社会转变和心理转变，才能解决“半城市化”的畸形状态，从根本上解决城镇边缘地带的潜在矛盾，实现城镇化进程的良性和谐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即农民工群体庞大、素质不高、市民化程度低、“半城市化”现象严重、潜在矛盾较多以及农民工对非正式制度的高度依赖等情况，探索有助于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在探索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中，通过对比自发式农民工非正式制度变迁模式和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团体、市民、农民工共同参与下的多元共生式非正式制度变迁模式，分析得出多元共生式非正式制度模式对于充分发挥农民工的主观能动性、塑造和谐的社会环境，起着更为有效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塑造由下而上的微观层面积极嬗变的融入文化、中观层面包容博大的城市文化和宏观层面开放和谐的社会文化三层次文化结构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新型非正式制度构建。　　文章综合运用了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社会学的社会融合理论和生态学的共生理论来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规律以及农民工市民化转变的文化变迁，并得出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共生系统整合的最佳路径。创新之处在于从非正式制度角度研究农民工变迁过程，并探讨农民工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多元化主体参与机制，通过塑造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新型文化，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