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对本体论的理论突破是那个时候哲学家们的重要贡献。而言意之辨既做为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又做为一个哲学方法论问题，成为这个时期哲学思考的焦点。“言意之辨”做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哲学问题及其重要的方法论，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哲人一直都在使用这种方法来追求人与天的契合。本文试图从中国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的角度来综合考察魏晋玄学的重要问题和方法——“言意之辨”。“言意之辨”不仅是重要哲学问题，而且是儒道融合，构建形上思辨哲学的重要方法。本文还努力研究“言意之辨”的具体内涵，研究言意之辨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不同形态和作用，努力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研究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对以后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的影响，以及对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言意之辨”的源流。分析了“言”“意”的概念的产生及其变迁，探讨“言”、“象”、“尽”、“意”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含义。“言意之辨”问题作为人类思索中常见的问题很早就出现了，在先秦诸子中的文章中屡见不鲜。以“名实之争”为代表，先秦诸子都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诠释和应用。同时本文还研究了中国哲学传统的依经解义的研究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并分析了汉末学术的转向和随之带来的新气象。接着本文考察了魏晋时期，王弼、嵇康、郭象、欧阳建等先哲对“言意之辨”问题的理解与分析。分别分析了王弼的“得意忘言”，着重分析王弼对《老子》和《周易》的注解和发挥；郭象的“寄言出意”，与其独化论思想紧密结合；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强调理解与解释的同时性；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分析了欧阳建反对言不尽意论的特殊原因。然后又分析“言意之辨”作为方法论，对魏晋玄学与佛教思想、魏晋玄学与道教思想的互相融合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探讨了“言意之辨”作为方法论对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言意之辨不仅对魏晋以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还在近代中国哲学研究中被重新审视，冯友兰、金岳霖等各自运用了不同的方式向西方解释中国哲学；言意之辨在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主要是借鉴西方诠释学方法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