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湾》是赵树理在建国之后创作的一部反映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发行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出版当年即销售40万册，受到读者的欢迎。然而，主流文艺界发言人周扬却认为这部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没有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对比其同类题材作品《创业史》来看，《三里湾》在传达社会主义价值观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本文主要从“新人”形象的塑造入手，通过对比《三里湾》中的“新人”同“社会主义新人”在形式、内涵等方面的差异，来揭示赵树理根植于民间世情礼法，建构于民间伦理逻辑和思维方式之上的价值观念。相比于传道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这些由世代相传和潜移默化中得来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安然自在的特点。本文试图通过揭示赵树理文学中表现出的民间性，来探讨他为我们提供的农民视角下的民族国家想象方式。　　 文章第一部分主要论述赵树理追求史诗体式的努力与失败。为了向史诗体式靠拢，他打破了单一的线性叙述模式，力图容纳更广阔的空间，表现出对规模化的追求;同时他发展了人物内涵，使其表现出社会主义式的价值倾向。然而，由于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与其解放区时期小说的群像性质相比并没有什么本质改变，赵树理始终未能塑造出作为史诗体式核心元素的中心英雄人物，所以其对于史诗体式的追求最终归于失败。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三里湾》之疏离于主流文艺界期待的结果。　　 文章第二部分对《三里湾》中的新人形象作更深入的探讨，主要挖掘《三里湾》新人与“社会主义新人”在内涵方面的不同质，揭示“新人”内涵的差异才是《三里湾》之无法达到周扬等所期待的思想艺术高度的更深刻、更本质的原因。本文从手艺人到技术型新人、民间智慧的彰显、“送法院”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干部行为处事的民间伦理逻辑以及新人置身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五个方面，来揭示《三里湾》中新人身上存在的民间性。这些民间性构成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消解，从而限定了其中新人不同于“社会主义新人”的价值内涵。　　 《三里湾》容纳着作家赵树理的主观追求和客观潜意识深处的价值理想，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和叙述，我们可以得出赵树理在农民视角下进行的民族国家想象。他对个性解放和人权平等的支持和倡导，承袭自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但不同于“五四”对传统价值的过度反抗，他仍满怀温情地留恋着朴实、温馨的民间伦理;对于包含着必然性的社会变革，他以一种“在变动的日常中寻求安身”的态度表示理解和接受，但是期待更温和的变革过程。　　 赵树理有着很明确的身份自觉，始终以“中国农民”为自己创作的立足点。在《三里湾》中，他通过对“新人”们民间自在状态的展示和对传统民间伦理逻辑的合理承袭，一方面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另一方面弥合了五四过度反抗传统所导致的文化断裂。他的这些尝试对我们的民族国家建构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在五四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种文学实践之外提供出了另一种新中国民族国家构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