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逐渐偏离正常范围(103-107),并由局部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扩散成为全局性出生性别比失衡,成为了中国人口结构中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同时也对社会、经济、人口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未使其完全恢复正常水平。中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路径也各具特点,各因素对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多忽略了出生性别比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特征,导致研究结论不能反映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因此,本文利用1982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中国省域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空间统计分析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深入探究;然后,构建经典计量模型和时间加权回归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三种空间变系数模型,从社会、经济、政策、医疗四个方面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进行估计与比较分析;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相关政策建议。论文主要研究结论为:(1)从时间上看,中国出生性别比经历了“倒U型”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快速攀升,进入二十一世纪增速趋缓,于2007年达到高峰值125.5,之后开始缓慢下降。(2)从空间上看,80年代初期,出生性别比出现失衡现象仅出现在个别东部和中部省域,但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这种失衡逐渐演化为绝大多数省域普遍存在的问题,且其中以中部省域的失衡程度最为严重,西部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则与正常范围的偏离最小。(3)实证研究发现,测度出生性别比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中,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解释效果最好。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除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影响为正向效应,少数民族人口影响为负向效应,且二者随时间变化较平稳外,其余变量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方向和强度都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4)时间异质性主要体现为,三分之一省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影响效应逐渐由正向逐渐转变为负向;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影响效应多为正且逐渐趋弱;医疗技术水平多为负向效应但逐渐向正向演进;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效应期初和期末多为正向,但是中间阶段,随着时间演变呈现出剧烈变化;农村每万人拥有养老机构数影响效应多为正向,但呈现出向负向演进的趋势。(5)空间异质性主要体现为,总体上各影响因素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与空间差异性。具体而言,东南沿海省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大于中西部内陆地区;期初,除西藏和新疆之外,中西部女性平均受教育年正向影响效应较大,东部较小,期末,除黑龙江增大趋势明显之外,空间格局变化较小;期初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影响负向效应北方总体上大于南方,但到期末这一空间差异特征不复存在,趋向一致;对于第一产业从人口比例而言,绝大部分省域为正效应,且期初东西部地区较大,期末则演变为中部地区较大。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数影响效应,期初由南到北逐渐增大,期末除东三省较大之外,由东向西逐渐增大;总和生育率影响效应,总体上西部地区明显大于东中部地区;农村每万人拥有养老机构数的影响效应期初多为负向,且作用强度较小,省域间也没有明显差异,期末这一负向效应在一些省域进一步增大,省域间差异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