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官员独董与异地独董两个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制度环境特色,实证研究了独立董事特征对于公司价值与公司治理的影响机制。首先,本文借助“中组部18号文”颁布引发官员独董辞职的契机,从短期市场反应视角出发,运用事件研究的框架,实证发现:官员独董禁令辞职对上市公司股价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冲击;禁令辞职对国企与民企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冲击,且民企所受负面影响更大;政府与高校两类官员的禁令辞职都引发了显著的负面反应。综合来看,官员独董禁令辞职意味着公司政治关联资源被削弱,公司股价因此受负面冲击。其次,本文利用禁令政策导致官员独董逐步离任直至完全退出这一“准实验”情景,运用PSM-DID框架,从长期视角入手,实证发现:官员独董离任对公司价值产生了显著的长期负面影响;与国企相比,民企在长期内受官员独董离任的负面影响更大,并且市场环境较差地区的民企所受长期负面影响更大;官员独董离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市值业绩层面,而非会计业绩。此外,官员独董能够帮助公司显著降低有效税率水平。综合短期与长期两项结论,本文认为聘任官员独董能够显著提升公司价值。最后,本文从异地独董弱监督特征出发,通过大样本回归,实证发现:公司聘任异地独董会加剧公司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并且CEO权力越大、董事会治理结构越弱、公司经营地域越集中,异地独董导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越严重。此外,公司聘任异地独董会对整体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程度的损耗。总之,本文从官员独董与异地独董的角度,实证研究了独立董事特征对公司价值与公司治理的影响,丰富了独董特征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