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开化期在韩国发行的基督教英文杂志(The Korean Repository,Korea Review和The Korea Mission Field)中与韩国女性相关的资料为研究对象,在对杂志中关于韩国女性的文章进行整理的基础之上,主要从女性隔离和女性的家庭生活两个角度出发,对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的韩国女性观进行考察。本文主要运用了文明论和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在分析传教士的观点时,同时考虑传教士的观点与当时韩国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再将他们的观点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而注意展现这其中的变化过程,并将传教士的观点与开化期男性知识分子的观点相比较,以期把握这一时期传教士对韩国女性认知的特征和复杂性。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传教士们接触了韩国各个阶级的女性,其中他们主要接触的是中下层的女性。除了传教活动外,他们对韩国女性的地位、教育、医疗、家庭生活等方面也很关注。其中,提高韩国女性的地位,并帮助她们建立起对自身正确的认知成了西方传教士的重要目标。当时韩国社会还实行着严格的内外法,女性被要求呆在闺房,不得随意在公共场所出现,即使出现也需要用长衣遮住脸。西方传教士们将这些现象定义为对韩国女性的隔离,并从文明论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批判,指出韩国社会对女性的隔离是一种文明落后的表现。因此,为了提高韩国女性的地位,将她们从隔离中解放出来,传教士们积极展开了教育、医疗、传教等实践活动。虽然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地批判韩国社会对女性的隔离,但他们在实践活动中,却对“穿长衣遮脸”这一女性隔离的习俗,表现出了维护和尊重。传教士的这种双重态度体现出近代空间里两种文明相撞的复杂性。另一方面,韩国女性在接受了西方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后,开始要求更多的社会参与和更大的社会活动空间。然而,西方传教士却对韩国女性频繁进行社会活动,特别是参与政治、经济等活动的表现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因为传教士们认为女性正确的活动空间依然在家庭领域。他们想要将女性从韩国传统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并期望在近代基督教家庭中建立理想的女性形象。他们指出真正的女性是近代家庭中的“好母亲和好妻子”,她们接受过近代教育,理解丈夫并能培养出文明的下一代。当时,韩国开化知识分子之间也流行着将韩国女性作为国民养成母体的看法,这与传教士的上述观点很相似。由此,韩国女性在近代家庭中的作用与国家命运相联系起来。综上,西方传教士对开化期韩国女性的认知呈现出四个特征,即批判传统对韩国女性的束缚、与传统习俗的和解、强调近代家庭中女性的角色、将女性纳入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话语中。本文通过研究开化期西方传教士的韩国女性观,不仅窥见了当时韩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也探究了西方传教士、韩国女性以及韩国男性知识分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理解韩国开化期社会状态也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