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流传、经义的阐发、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经学注解。经学注解伴随着古代典籍的流传而产生,“解经”这一概念,早在班固撰《汉书·刘歆传》时就已明确提出。解经方法亦是学者们在解释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出现并不断丰富。纵观经学发展嬗变的历程,依照经学家处置文献的手段及解释文献的方法,可以划分为“西汉今文经学”、“东汉古文经学”、“宋学”、“清代考据学”四个阶段。近代经学学者其学术思想多受清代经典考据学派的影响。屈万里生于清末,深受民初整理国故、疑古思潮影响,因此其经典疏解多采清代考据学派的学术方法,尤其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其影响最为深远。屈万里学术涉及经学、史学、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图书文献学等领域,对于先秦史料的考订、中国古代经典《诗》《书》《易》及甲、金、石经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诸经之中又以《尚书》最为突出,很多论述多能超越前贤,主要原因便在于对近人新发现资料的考证,并将其运用到其经学研究、经典注解的领域,对前人的解经方法加以继承和发展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经典注解方法。屈万里学术影响多囿于台湾学界,且具体的解经方法又分散在其各经的著述之中,不易梳理归纳,因此鲜有学者对屈万里解经方法予以关注。屈万里于《尚书》学领域成就最为显著,且先后完成《尚书释义》《尚书今注今译》《尚书集释》三部注释专书,因此,从《尚书》切入研究其解经方法,文献资料更为集中,也更易于梳理其解经方法与特点。屈万里注解《尚书》方法和特点十分清晰:一是以经解《书》,引本经及他经解释《尚书》,以修正前人字句之误。以《尚书》诸篇互证以及运用其他儒家经典来证《尚书》经文、史实以及成书时代。同为儒家典籍,除年代相近之外,内容亦有互通之处,因此屈万里在引用参考文献时,经书间互引、互证便成为重要的一环。二是以出土文献解《书》,又可分为考释甲骨文字解《书》、考释器物铭文解《书》、考释石经解《书》。相对于经书本身相互加以考证的方法,运用出土文献的资料来印证,就某程度上而言,是更为直接的证据。研究《尚书》这种上古典籍,直接的甲骨文、金文及古器资料与间接的经、史、子文献是缺一不可。除甲骨文与金文之外,藉由汉石经残字的研究,对《尚书》的部分问题亦获得解答。屈万里所著《殷周篇》及《西周史事概述》便主要由甲骨文、金文所载对照《诗经》《尚书》的资料,试图还原殷、周时期的各种制度及历史形态,亦是其考释经典常用的方法。三是以礼制、风俗解《书》。屈万里注解《尚书》及诸经,不仅重视经典文献及出土文献的运用,还十分重视运用各地民风、习俗以及古礼、古制等文献材料来检释《尚书》经义。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与古代典籍的结合亦尤为紧密,因此疏解诸经时多为学者所关注。相反,民俗与习俗则在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因而历代经师鲜有用俗事俗物来解说经义。可是,实际上经书中涉及民俗的地方很多,用民风民俗来解说经义,往往使人有涣然冰释之感。屈万里十分重视文献的丰富性,强调研究工作必须凭借资料,能运用的资料愈丰富,所得的结论也愈正确。近代以来,甲骨文及金文文献不断出土,这些新材料是过往的学者所无法预见的,加之其对礼制及民风民俗的充分考证与运用,并将这些材料与考证运用到《尚书》学研究的领域上,学术成果在当时台湾更是少有人能出其右。总览屈万里《尚书》学领域之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对上古经典成书年代的考证”及“古籍辨伪”两个方面。屈万里学术思想深受王国维、梁启超、傅斯年以及王献唐等人的影响,以史学观点研治经典,依据史料的性质,将古籍文献分“后人述古之作”与“当时的原始资料”两类,在此古籍辨伪思想基础之上考辨《尚书》诸篇成书时代及相关文献真伪。论文以屈万里解《书》方法为中心,以“考定著成年代”与“辨别伪书”为论文落脚点,穷尽屈万里《尚书》学领域相关文献,梳理其《书》学中所有关涉解经、注经的论述,按照“以经解《书》”“以出土文献解《书》”“以礼制及民俗解《书》”等解经方法将论述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并归纳其解经方法及特色。通过对屈万里《尚书》解经方法及特色的论述,阐释屈万里解《书》方法对前人治学方法的承继发展以及对疑古思潮的修正。经义的阐发、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解经,因此对屈万里《尚书》学领域解经、证经方法的关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论文尝试以“屈万里解《书》方法研究”为论述主题,将屈万里与《尚书》相关的著述以客观立场作一梳理分析,提炼其解经方法、总结其解经特色。对屈万里《尚书》学领域解经方法的研究,对我们今后在《尚书》学以至经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方法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以屈万里解《书》方法研究为起点,将来可以把研究视域扩展至整个民国时期经学的研究;屈万里的学术活动横跨现代与当代,联系大陆与台湾,其常发思乡、思亲之情,常怀情切桑梓、盼望统一之心,因此对屈万里学术研究于海峡两岸文化认同与交流,沟通两岸人民的血脉关系,亦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