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能够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其剧烈的波动也会蔓延到宏观经济,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冲击。在经济持续40年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也是一个物价波动相对频繁的国家,如此剧烈的物价波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货币政策滞后或者失效,从而直接或间接受到金融周期波动冲击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调控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抑制高通胀率的发生成为政策制定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选取1998年第1季度到2018年第3季度的季度数据作为实证对象,扩展了 Goodhart和Holfmann(2001)的模型,加入反应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货币供应量指标”以及反应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真实利率指标”,构造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金融周期指数FCI,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TVP-VAR模型,以货币供给量、利率、汇率、房价、股价等金融周期指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分析近年来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变动趋势和特征,从而揭示我国近年来金融变量对通货膨胀率的时变特性,为促进双周期之间的协同性及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供建议。研究表明,随着货币政策转型的推进,利率传导机制发生显著变化,表现为在不同阶段的调控效果不尽相同,也充分表明了在金融周期发展的各个阶段,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政策表现无法一致。与此相反的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主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效果却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当市场中的投资主体对利率、汇率等指标不敏感时,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较大,但可能会出现金融周期随着时间变化而波动加大的现象,甚至会使抑制经济的发展。总体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都较难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经济的流动性和融资需求,与此同时,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适应性越来越强,优势也越来越明显,继续推进货币政策的量价转型也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