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中国以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正在告别早期公共信息传播与私人信息传播的初始状态,完成着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从初级到高级的历史演进。在其蓬勃自主创新的精神主导下,释放着社会变革的巨大潜能,改变着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塑造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①。近年来,网络问政已成为中国互联网领域的一朵奇葩,促成了话语力量的集聚,形成了强大的“公共能量场”,传递着“正能量”,充分展示出了独具一格的魅力。网络问政凭借其双向互动的特征,为执政者提供了一部接受效果超强的“收音机”,为公众提供了一部传递效果超强的“麦克风”。一方面,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政领导纷纷上网,主动利用网络问政关注民生、聚焦民意,汇聚民智,开创别开生面的网络政治环境。另一方面,网民数量的不断增长,成为民意表达的中坚力量,掀起一波又一波民意浪潮,“可以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每当一些社会、经济热点或焦点新闻出现时,总能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听到网民的“呐喊声”、“吐槽声”,甚至某些事件就是在网民的直接推动下才有了最终解决方案。“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自进入“自媒体”时代,网络问政的极速发展,在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公众的启蒙,政府的改革。网络问政依托互联网反映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网络上的点点滴滴都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和成像。它以“核裂变”的方式,正在通过论坛、微博客、留言板、QQ、MSN及微信等现实载体,改变着中国社会信息传播的结构模式和发展形态,使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以网络民意的形式被反映出来,在“公共能量场”中形成强烈的冲击波,有效实现公民与政府“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博弈,是建构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有机结合,使网络问政平台更加凸显其内在地价值取向,以其明确、清晰、逻辑的特征扮演着民意伸张显示器、舆论监督压力器和解决问题助推器的角色,充分实现公众的话语权,将民主政治推向了新的高度,同时督促政府在这个人人掌握“麦克风”的时代,创新思维模式,提高执政执网能力,优化社会管理能力,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竭力克服网络网路问政的负外部性,迎接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另外,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0年6月我国已建立政府门户网站4.5万多个,7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32个省级政府、333个地级市政府和80%以上的县级政府都建立了电子政务网站①。同时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5.64亿,网络普及率达到42.1%,网民人数居世界第一位②。政府网络问政平台的搭建、网络公民规模的极速增长,都为网络问政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使其方兴未艾。本文从五个方面研究网络问政的负外部性。第一部分为绪论,概述了选题的背景、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以时间为线索将网络问政分为：初具雏形阶段：(2001年—2003年)、迅猛发展阶段：(2004年——2007年)、正式确立阶段：(2008年——2009年)、开始步入规范运行四个阶段,阐述了网络问政的兴起与发展,并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网络外部性理论、话语理论、博弈论、政治沟通理论为支撑点从学理上研究网络问政；第三部分围绕两个主体,形成两条主线,探讨了网络问政的运行机制,并为此进行了相应的博弈模型论证；第四部分研究了网络问政的外部性,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研究了网络问政的正外部性、从催生效应、放大效应、腐蚀效应；“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的对峙；公民自由表达的“搭便车”行为；黑幕倾向,潜藏“社会不公正”；网络谣言与信息欺骗；网络暴力,狂热的宣泄等六个维度研究了网络问政的负外部性以及解析其产生负外部性的原因；第五部分是对解决网络问政负外部性问题进行的策略选择,即加强网络管理,优化网络问政环境；健全网络管理,促进网络问政规范化秩序化发展；消弭现实鸿沟,实现网络资源的均衡；强化政府公信力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网络执政能力；提高公民素养,使网络问政走向理性化和责任化等五个维度探究了对网络问政负外部性的消解,让虚拟回归现实,让网民回归公民,从而塑造人民做主的政府、人民满意的政府、经得起人民问责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