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各国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对国内的冲击,每个国家都期望通过不断地调整政策来化解重大危机,试图让经济尽快恢复平稳。然而非常规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使得市场参与者缺乏足够信心评估当前经济形势,在此情况下,潜在的政策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就会显著增加。从2000年到2021年9月,衡量全球政策冲击的不确定性指标在20多年间增长219.25%。同时,近年来,我国经济与以往长期高速增长的态势不同,受“三期叠加”影响,中国经济亟需进行战略性结构转型。多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调控,势必也会增加国内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宏观经济基本面造成扰动。随着资本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日益加深,影响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波动性的因素和机制也愈发多元化。已有研究发现,汇率的变动趋势存在与汇率决定理论相矛盾的“汇率脱离之谜”现象,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简称EPU）作为不易观测的外生冲击,对于解释汇率变化和波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从国内和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入手,总结相关理论基础,构建泰勒规则汇率模型,探究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渠道,从而确定影响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波动性的主要因素。以期提高政府和企业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认识,将不确定性视为一个重要的风险指标,引导政策制定者管理汇率波动和防范潜在金融风险,明确干预汇率的时机。本文由六部分构成:首先是绪论部分;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四种理论基础以及两大影响渠道;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分别从汇率波动和汇率水平两个角度入手,通过实证验证前文假设。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以国内和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解释变量,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2005年“汇改”后的数据,首先通过时间序列多元回归分析探究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汇率波动的相关关系,并分别分析了财政、货币、贸易以及汇率和资本账户不确定性对汇率波动的差异化效果。此外,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分位数下,国内和国外EPU对汇率走势的非对称性影响。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EPU和汇率波动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来自中国自身还是美国、全球的政策冲击,都会使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变大;与本国政策不确定性相比,来自美国和全球政策的冲击会使得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更为剧烈。（2）四类政策不确定性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和汇率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汇率和资本账户不确定性对汇率波动的作用有限。（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影响是非线性和非对称的。总体来看,来自国外政策的冲击会给人民币带来贬值的负向影响;在较高分位数下,人民币贬值幅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而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提高在高分位数下会使得人民币升值。四类特定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也会显著改变人民币汇率走势,其影响结果不尽相同。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相对应的建议。首先,在对国际局势进行分析和相关政策制定时,政府应该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纳入考虑范围,加强汇率管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合理选择和搭配各类经济政策,明确汇率干预时机,尽可能减少政策频繁波动对外汇市场的冲击。其次,政府要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以增强投资者对市场预期的判断力。再次,要回归经济建设的本源,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在金融市场开放进程中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增强抵御和防范外部风险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