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真理问题既是传统艺术哲学的难点,也是现代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艺术是否可以承载真理,以及艺术作品是以怎样的方式显现真理,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自古希腊以降直到近现代的诸多哲学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问题领域。早期的诗人最先提出了艺术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但并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哲学家随后对诗人的发问引起关注,并将对艺术真理性的追问纳入自身的哲学体系,以寻求一般性解释。从总体来看,自苏格拉底学派和智者学派确立了真理之有无的对立两极之后,历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系统阐释,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思想史变迁,哲学家对艺术真理问题基本呈现出从两极到中间、从激进到温和、从对立到融合的一般趋势,而未形成线性的发展进路。海德格尔与阿多诺,都将哲学沉思的目光聚焦于艺术真理问题,并作出了风格迥异的回答。二者在学术传承和理论旨趣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潜在对话的可能性。他们都把艺术作为真理的载体。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真理创造和保存于艺术作品中。阿多诺则把真理视为艺术的本质性契机,认为现代主义艺术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正在于艺术作品中包含的真理性内容。他们都将艺术作为一种拯救的力量和希望所在,这是随着世界的祛魅和合理化进程的推进,艺术获得独立自主性之后的现代职能。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艺术真理论都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病理学诊断。艺术真理性问题在阿多诺和海德格尔那里达到了当代最深刻的哲学阐释。海德格尔把艺术作为存在的基本筹划方式,认为艺术能够开启原初的意义空间,试图返回主体与客体未分之前的状态进行本源性的追问,以此来矫正现实世界对理性的分裂和误用。而阿多诺则把艺术视为对异化社会现实的一种否定性的力量,艺术因否定现实的虚假性而具有了真理性。海德格尔和阿多诺归根到底是把艺术的真理性视为对抗工具理性的一种基本方式。尽管阿多诺与海德格尔的某些观点确实存在着相近或相似之处,并且二者具有共同的弥赛亚救赎情结和乌托邦精神气质,但从总体来看,他们毕竟分属于不同的两大哲学派别,表面的一致性并不能掩盖深度的分歧。海德格尔在对艺术真理的追问中提出以艺术的“切近之思”来矫正技术理性的“表象之思”,以此来推动思维方式的变革,从而为当代人寻求新的存在根基。切近之思倡导面对物的泰然任之,让人切近于物、切近于大地去追思存在的意义,诗意地栖居天地神人共属一体的四重整体中。而阿多诺通过对艺术真理问题的沉思则提出了以艺术的“模仿之思”来实现“客体优先性原则”,以此来克服工具理性的膨胀所带来的主体对客体的暴政。无论海德格尔的“切近之思”还是阿多诺的“模仿之思”都在寻求人与物之间的非对抗性和解,只是二者采取了不同的哲学路径,但殊途而同归。“自然”与“大地”分别是阿多诺和海德格尔艺术真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的引导性概念。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竭力为自然美正名,认为自然美是艺术美的基础,艺术因模仿自然而控诉被资本主义扭曲的现实世界。海德格尔的“大地”概念与阿多诺“自然”概念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无论作为与世界争执的大地,还是晚期天地神人四方共舞的诗意的大地,都在海德格尔的艺术理论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海德格尔渴望以诗意的、语言的大地来拯救被技术座架统治下的支离破碎的大地;而阿多诺则试图以一个理想中的、非人化的自然作为艺术模仿的原型,以此来批判和否定那个被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操控的现实世界。海德格尔的大地只有通过诗与思的对话方能呈现,同样,阿多诺的自然也只有通过艺术的模仿,其真理性内容才能得以揭示。自然与大地的内涵既有本质的区别,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汇和融通之处。阿多诺和海德格尔都认为艺术作品是“谜”一般的东西,这是艺术的表达悖论。二者深层的分歧在于,谜底在源头处还是现实中。阿多诺的艺术之“谜”根源于社会现实;而海德格尔对谜底探寻是向着一种超现实、超历史的始源境界的追溯。阿多诺的艺术真理观问题直接指向了强大的社会制度,以期通过艺术的否定性超越而走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而海德格尔的艺术真理观则把问题指向了人与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整体关系,隐含着将真理性内容永恒化的非历史倾向。关于艺术品的接受与阐释问题,海德格尔和阿多诺都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对审美享乐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反对将艺术作为体验、娱乐和消费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二者的基本主张具有一致性。无论阿多诺还是海德格尔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艺术真理问题的过度诠释,艺术似乎难以承受之重。此外,二者共同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普通大众把握艺术真理的可能性,理论展示的美好前景和广阔视野面对现实却显得苍白无力,救赎的理想难免流于空想。他们分别从存在论和否定辩证法两个角度对艺术真理问题的哲学追问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峰,同时也暴露了艺术真理问题自身的局限性。说明美学如果局限于对艺术的哲学追问,终究会缺失对人性美、政制美的关怀,所以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