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时期以来,有关“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和“多挑战”的探讨就已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一时间,大量研究围绕着我国经济增速的结构性换挡展开了必要探讨,尽管这些研究并未就中国经济实现充分调整后的趋势水平形成统一的认知与判断,但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结构性换挡已经是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大势所趋。实际上,当经济增速换挡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后,防止经济失速下滑,预防系统性紧缩风险以及有效控制经济波动必将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中之重。本文正是在这一宏观经济背景下,对我国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性特征以及宏观调整政策在熨平历次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有效性展开了详细探讨。本文首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经济周期波动进行刻画,总结我国历次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化特征,结果发现自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结构较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经济周期具有明显的期限结构拉伸特征,整个过程的波动也更趋于微波化,特别是在经济周期收缩阶段,具有明显的收缩期延长,波动率降低的新特征。而就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历次逆周期调控过程中效果显著,这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熨平中国以往时期的历次经济波动,但就现阶段而言,由于货币政策的使用已经面临着总量层面上的软约束,这意味着宏观调控将更多地以预调与微调的方式来稳定经济,因此,我们仍不应忽视经济失速下滑的风险,同时应加强对公众预期的管理以及对经济下行风险的事前防范。随后,为进一步探究货币政策对熨平经济波动的有效性,本文采用门限选择模型测度货币政策调控的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利率调整跟总量调控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调控效果,其中在低增长阶段,总量调控有助于熨平经济波动并实现反周期扩张;而在高增长阶段,利率调整会明显降低经济波动,但货币当局对总量的使用则会相对审慎。此外,本章的非线性回归结果同样显示,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之间具有明显的通货膨胀门限效应,具体而言,当通胀水平较低时,发行广义货币可以有效熨平经济波动,而当通胀水平较高时,货币当局则倾向于使用价格管理的手段平抑经济波动,从而实现经济“软着陆”。而就货币政策对平抑经济波动的时变特性而言,样本期间内,广义货币供给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的确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其中在“次贷危机”期间,这种影响最为显著,提高广义货币供给增长能够有效刺激实际产出扩张,其力度高达现阶段的3倍以上,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这一政策调整的效果同样可观。但就现阶段的政策调整而言,提高广义货币供给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已经十分有限,这也从客观上解释了近年来我国政府和货币当局对广义货币供给调整使用较为审慎的根本性原因,同时这一客观事实同样表明,经济变量间的作用机制也会随着其水平值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随后,本文同样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系统检验,结果发现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样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特征,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反周期扩张作用明显强于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抑制效应;而当经济处于高波动区制时,财政政策的效果也更加有效,而以上两种典型特征主要是由“预期非对称性”、“挤出效应非对称性”、“价格调整非对称性”以及“政府决策的非对称性”所引致。进一步的,笔者根据MS-VAR模型测度了不同区制内财政政策的动态调控效应,结果发现经济增长的水平值能够显著地影响财政支出的水平值,说明“瓦格纳”法则在中国成立。此外就财政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而言,在“低波动”区制内,政府不应进行政策干预,而应由市场机制发挥其固有作用;而在“高波动”与“中高波动区制”内,财政政策均能起到良好的平抑经济波动的效果。最后,为对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本文采取混频数据模型来进行研究,测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熨平经济波动的有效性,结果发现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更为直观,但由于我国M2超发问题严重,导致现阶段的货币政策使用面临着较强的政策软约束,而财政政策由于其挤出效应的存在,导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但在短期内,其依然是调整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