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信仰"的角度切入到阿育王研究。这里所谓的“信仰”指的是信仰者通过具体的实践方法表达自己对某种主张、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具体到阿育王信仰就是阿育王信仰的信仰者通过各种实践方法表达自己对阿育王信仰的信服和尊崇。本文认为阿育王信仰可以分为阿育王正法信仰与佛教阿育王信仰,二者关系如下：前者是阿育王认可并遵行的主张与主义,信仰者包括阿育王与其统治下臣民,属政治信仰；后者是佛教在阿育王身上附着的主张与主义,信仰者主要是佛教信徒,属宗教信仰。二者的联系性在于：阿育王正法信仰是佛教阿育王信仰得以建立的历史基础,佛教阿育王信仰是阿育王正法信仰的延伸与衍变。佛教阿育王信仰在印度形成与初步发展后随佛教向外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形成北传、南传与藏传三种不同阿育王信仰叙述体系。由于典籍的浩瀚,在完成对印度本土早期南传与北传佛教阿育王信仰的考察后,本文主要以传至中国的佛教阿育王信仰为考察对象。佛教阿育王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隋唐以后时期。魏晋南北朝首先是佛教阿育王信仰理论全面传入的时期,其次是实践全面展开时期,第三还是佛教阿育王信仰初步中国化时期。佛教阿育王信仰这一阶段能够传入中国首要原因在于儒家与君权在超自然世界控制权上的争执。争执的存在为佛教阿育王信仰传入提供了机会。中国帝王利用佛教阿育王信仰构建了自己在超自然世界的神圣性,获得佛教徒的支持,由此稳固了自己的统治秩序。佛教则利用阿育王信仰为自己在中国帝王处获得各种物质与政策的支持,使自己在中国站稳脚跟,并获得发展。这一时期佛教阿育王信仰在中国的展开特点是：理论以传入、吸收为主,实践以帝王引导下大众参与的造寺建塔、供养舍利等方式为主。隋唐是佛教阿育王信仰在中国深化发展与遭遇危机的时期。这一时期佛教阿育王信仰各种理论被费长房、道宣等中国护教高僧在中国文化中进一步体系化表述,信仰实践则从造像崇拜为主转向舍利崇拜为主,其中对法门寺佛骨舍利的崇拜尤为突出。佛教阿育王信仰在隋唐时期迎来了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另一个高峰。高峰的到来亦意味着危机即将出现。危机的制造者首先是道教。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佛教思想与实践的吸收与借鉴,对中国传统黄老思想、神仙方术等的糅合,对反政权思想的调整与改革,道教在隋唐进一步成熟。发展成熟的道教在隋末借用李唐统治者与道教创始者老子同姓之机缘,借用宗法制建构老子信仰。通过老子信仰,道教从佛教阿育王信仰中夺得一定信仰市场,并在唐代基本保持了对佛教的优势。危机的制造者其次是儒家。继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道德伦理角度批判佛教之外,唐代儒家从佛教寺院经济拥有大量社会财富入手,指责佛教缺乏宗教性、贪于敛财。道教与儒家的结合促成了会昌法难的发生。会昌法难既是中国佛教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佛教阿育王信仰的转折点。此后虽然晚唐诸帝弘法、供僧、崇拜舍利之举措,但是佛教阿育王信仰的发展高潮已过。隋唐之后是中国佛教阿育王信仰的衰败期。衰败的原因来自于理学的挑战。隋唐以后的儒学思想家借鉴佛、道两教理念,建构自己统摄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的理学体系。理学的出现使两汉之后帝王与儒家在超自然世界的紧张消失。帝王与儒家的融洽使佛道两教被从政治领域清理出去,佛教阿育王信仰也随之彻底淡出统治者视野,其存在被紧紧束缚在宗教文化领域。此后中国佛教阿育王信仰主要依附于禅、净二宗以及其他佛教信仰而存在：或被用来为文殊菩萨信仰做注脚；或被用来为禅宗法系传承做注脚；或被用来为净土信仰做注脚。中国佛教阿育王信仰由此进入政治与宗教领域的衰败发展期。阿育王信仰如何从阿育王正法信仰发展为印度佛教阿育王信仰,印度佛教阿育王信仰有何特征,如何传入中国,在中国不同阶段有何理论与实践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们在叙述阿育王信仰演进首要关注目标。其次我们关注的是佛教阿育王信仰在异质文化中传播特点认知。佛教阿育王信仰在中国的传播给我们明确的表现出信仰在异质文化中的先理论传播,再实践检验,三理论修正,最后再投入到实践中去的传播特点。第三,研究阿育王信仰的演进可以使我们明确信仰的存在与传播必须适应所传播社会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要求。即只有满足所传播社会的要求,信仰才会拥有越来越多的信仰者,否则就会被社会存在淘汰。佛教阿育王信仰在中国传播的失败为我们思考其他信仰在现代中国传播与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