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是中国传统聚落社会的代表,村民生活是社群活动的逻辑源出。而在去今已然一个甲子的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化的历史时段。对该时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共政权的性质,并进一步理解过去和反观现在。就这一意义而言,对于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的研究是勾连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纽带,对于集体化时代乡村干部群体的研究则是探寻干部的村落精英身份与社群个体角色在心理调适和行为选择中如何实现统一的过程。本文以20世纪50-70年代的道备村庄档案和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关于“道备计划”的数次田野访谈资料为基础,落实在山西平遥道备村这一考察点,以考察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为研究主题。具体而言则从聚落的时空环境和日常生活状况、建国前后基层精英和公共组织的演变过程、带有身份标签的乡村政治主体的日常行为实践、回归农业生产并服膺于集体劳动中的干部角色、革命话语下干部的仪式化运动和剧场化生活共五个方面展开来回应如上主题内容。本文以乡村干部为主题,意在将乡村干部这一象征性身份和代表性角色作为线索,从历史纵向的发展维度上来认识和比较时代特点和精英特征;从社会生活这一横向维度上来观察集体化时代村庄社会中各个主体和各种生活场域的发展概况。以乡村干部为主题但不局限于此,最终是要指向这一时期的村庄社会以及村庄中的“人”。作为一个历史可考将近三百年的村子,道备村处于晋商渊薮之地,传统时期受农、商二元生存逻辑的影响。及至当代,村庄内部受革命意识形态和传统行为逻辑的影响。集体化时代,乡村干部所具有的革命“身份”特征在村落实践当中以“反身份”的权力消解内化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当中。本文以乡村干部为关照主体,通过对集体化时代的道备村庄社会和村庄内的社群主体进行细致地描述和全景式的呈现以期对该时期的乡村日常生活和国家权力实践进行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