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单位的研究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批评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各家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争议颇多。尽管中外的翻译理论家试图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翻译单位进行阐述分析,这一问题却仍未得到满意的解决,对它的研究至今仍有争议。俄国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对翻译单位的定义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学者们对于翻译单位的讨论,大部分都是在巴尔胡达罗夫的观点之影响下进行的。巴尔胡达罗夫把翻译单位划分为音位层(字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和话语层六个层次。这种划分是在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进行的静态划分,而语言的意义在于运用,翻译也正是静态的语言在各种具体环境下的动态运用。因此,从言语学,而不是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单位是更有意义的。从言语学的角度看翻译单位,其最小单位是语句,或称话句,而不是抽象的句子,因为语句是实际使用中的语言的最小单位。话语内部结构可以根据捷克语言学家马泰休斯的实义切分法分为主位和述位。在语句之上,有句群、语段、语篇几级更大的单位,这样就构成了言语学中的翻译单位。虽然有研究者提出以逻辑素或文化作为翻译单位,但本文认为翻译单位的讨论应该建立在语言本身的基础上。而针对各家对应该以哪一级语言或言语单位作为翻译单位争执不休的情况,本文则认为翻译单位本身不存在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好的问题。翻译单位是一个多元互补的动态系统,对它的选择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差异大小、文本体裁、文本类型、文本功能、目标读者的选择、译者对语言及文本的把握,等等。只有在具体的情况下对翻译单位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指导翻译实践并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