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全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针对我国的情况，发展低碳经济的任务相当严峻，据统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生态足迹第一大国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比重由12.9%提高到约23%，人均CO2排放量目前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如何去解决能源需求与生态足迹这一重大矛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显得尤为重要。测量能源消费对环境的影响，衡量可持续发展程度，能源生态足迹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测度方法。本文以能源生态足迹为选题，首先运用三种生态足迹模型核算出1978-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的生态足迹，认为传统方法更趋于稳定，表明1978-2010年能源生态足迹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且增加了5.4倍，同时分析了能源生态足迹总量及其构成、能源足迹强度(EFI)、能源足迹生态压力(EPIEF)的演变特征；其次，探寻能源生态足迹驱动机制，主要包含能源自身、社会经济的驱动因素。利用偏最小二乘法筛选出主要驱动因子，进而基于STIRPAT模型建立能源生态足迹与主要驱动因素之间的多元非线性回归方程，采取岭回归方法进行拟合，对能源生态足迹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及其驱动机制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增加和人均GDP增长是主要驱动因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也是降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键因素，说明经济发展与能源需求之间存在刚性的联系，而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增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后，引入碳税政策控制变量、能源生态足迹模块和清洁发展机制模块建立了扩展的CGE模型，结合模型划分的十部门，以平衡后的宏观SAM表作为基础数据。最后，模拟的政策情景主要包括基于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进步，以及作用于宏观经济层面的碳税政策。模拟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小份额的碳税对GDP的影响不是很大，从长期来看，碳税税率越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越大，累进式碳税不仅降低了GDP损失率，同时对降低能源生态足迹的效果也很明显；设定推动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提高5%，模拟结果显示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确实在开始阶段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总能耗，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高耗能部门产品竞争力提高以及耗能产品出口增长，进一步刺激了宏观经济层面对能源的需求。最后从市场层面和可操作层面对降低能源足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