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是，促进二元结构向一元经济转化并最终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而在其中，我们又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迄今为止，我国的大企业还不大不强，难于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与外国大公司相抗衡;二是中小工业企业必须担当起吸纳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庞大剩余劳动力的重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工业化的完成将主要依赖于我们如何应对上述两方面的挑战，并求得这两个问题的统一解决，而这正是作者试图在本文中加以分析解决的。　　首先，在第一章，作者通过对“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国际比较与分析，对本文所要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及其问题作了明确的界定。　　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曲折历程的考察，揭示制度环境（包括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和工业化发展战略（如“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对中小企业兴衰存亡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论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与中国工业化方式的转型时，作者在考察了发展经济学家W·刘易斯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后认为，刘易斯的分析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他的“模型”只适合于先行的工业化发达国家而并不适合工业化后起国家，因而不能照搬。中国的工业化必须突破刘易斯模型，另辟蹊径。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那样，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我国乡镇工业企业的实践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真正能够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有效途径不是城市，而是农村自身。　　第二章研究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所谓“分工和专业化”，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技术上的联合方式，即劳动的联合方式，同时又是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划分和独立化、专门化，马克思称之为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它属于生产力范畴。它的存在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没有直接联系。　　第三章论述中国大中小企业系列体制的构建。作者认为，由于经济结构上的相似性，所谓“双重结构”下的日本大中小企业系列体制对我国颇具启发性。日本经济学家有泽广已依据日本经济中既存在少数先进的大企业又广泛存在落后的中小企业的状况，明确指出日本经济中存在所谓“双重结构”，进而使日本政府开始认识到:必须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实现从“双重结构”到“均质经济结构”的转换，否则，经济结构中的一系列矛盾，如充分就业、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等问题都将迅速显化并最终制约日本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双重”特征，既包括了日本经济的“双重结构”特征，又内含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特征，因此，我们可称其为“二元双重结构”。不仅如此，如上所述，中国的少数大企业其实并不大。为此，作者提出，借鉴日本的经验，构建中国的大中小企业系列体制，实行各部门、各行业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协作，造就一批“大型企业”或“巨型企业”，利用后发优势，在工业化进程中完成“二元双重”经济向一元均质的现代化经济的转换。　　在本章中，作者提出，企业集团是我国大中小企业系列体制可行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企业集团必将成为我国广大中小企业的巨大载体和最佳发展空间之一。同时，我国的企业集团模式也应当系列化、多元化和多样化;在集团内部。可以而且应当实行企业间联结方式和企业规模扩张方式的多样化或混合化。这是与推进我国二元双重结构转换和工业化战略目标相适应的企业集团系列化模式的必然选择。　　第四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企业系列体制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小工业企业”，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小工业企业与技术创新;企业系列体制与中国的乡镇工业化;中小工业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政策环境等。　　本章对中小企业在产业技术成长过程中的创新活动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动态对应关系，即随着产业技术的成长而变化。本章第二节讨论中国的乡镇工业化及其发展战略的转型问题。如上所述，作为中小工业主体的乡镇工业随着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正面临严峻挑战:从总体上看，乡镇工业在市场中竞争力的减弱有可能导致从业人员重返农业，进而有可能引起乡镇工业化进城的受阻甚至倒退。　　本章还对中小工业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分析了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缺陷，提出了用公司制或西班牙蒙特拉贡合作社联合体模式完善中小企业制度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中小企业的政策环境，特别是融资环境进行了考察分析，提出了借鉴美、英等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着眼于国内资本市场的整体性，着眼于满足不同规模企业的交易需要，建立与大中小企业系列体制相适应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具体主张。　　第五章对企业系列体制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作者以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为指导，运用斯蒂格勒提出的分工理论及其产业生命周期假说，进一步揭示了斯密定理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斯密定理、斯蒂格勒理论假说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都一再为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市场中的共生并存和建立企业系列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本章还讨论了分工与报酬（收益）递增的关系。我们知道，在斯密那里，分工学说在其整个经济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斯密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的理论框架使分工的作用变得与市场不相容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这一生产组织的结构是既定的，因而它从不研究组织结构的变化，从而也就不研究分工和专业化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报酬递减（包括要素报酬递减和规模报酬递减）才被证明是一条规律。　　纵观全文，本文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工作:　　首先，本文以《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小企业问题研究》为选题，运用分工和专业化及报酬递增理论分析工业化与中小企业之间、工业化进程与中小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工业企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并对我国二元双重经济结构中的中小企业发展进行动态分析，提出了构建我国大中小企业系列体制的基本主张和具体设想，包括我国企业系列体制的模式选择、我国的企业集团模式系列化、企业系列体制与中国乡镇工业化以及我国大中小企业系列化金融体制的建设等。作者认为，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及其最大特点——迂回的间接的生产方式是中小企业存在的根本依据，不同规模的企业统一于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之中，市场规模取决于迂回的或间接的生产链条的长度。从更为广泛的产业整体意义上说，分工实际是个网络问题，分工的深浅决定市场网络的大小（或市场规模）。不仅市场大小决定分工，而且分工深浅也决定市场的大小。分工与市场规模相互作用、循环累积而实现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与经济发展。作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积极认识我国的中小企业问题并探索进而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的。　　第二，作者区分了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或分工和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是一个纯技术概念，它是指因生产规模变动而引起的收益的变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它不仅反映由分工和专业化所可能带来的规模经济，更重要的是反映人与人的关联性的增加或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关系的调整何以扩大社会的生产和累积知识的能力。分工的好处往往被看作就是规模经济，但实际上它却能在根本没有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存在。作者认为，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实际上就是由生产社会化的二重表现形式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即由生产的集中化、大型化和一体化所产生的好处，分工经济则是由分散化、专业化和系列化所获得的收益。区别这两个概念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可以使我们获得对中小企业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全新认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出建立大中小企业系列体制的构想、谋求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的统一，进而实现全社会的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从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二者之间的关系上看，由于技术进步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二者循环演进的结果，因而技术进步不应当象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是外生的。为此，作者认为劳动分工不仅在历史上曾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也不仅在机器和大工业之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有力的杠杆，而且，在今天，在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中，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分工——技术进步互动增进”机制，而分工和科学技术的“耦合”将使之继续构成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第四，本文认为，由于马克思所称的“旧”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本质上并非是一回事，因而，在现实中，不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我国，“旧”社会分工都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而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恰恰是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