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沉思生活”(哲学家式的生活)与“行动生活”(政治生活),历来许多的思想家会给与一个高低、先后的区分。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普遍认为“沉思生活”高于“行动生活”,认为前者是自足的、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后者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没有内在的价值。阿伦特思考的意义在于重新审视了“沉思生活”与“行动生活”,她认为思考是重要的,但思考与行动并非是处于绝然的对立位置。她为行动生活(政治生活)重新确立了尊严,不再将它视为仅仅是一种手段、工具,而是人类生存的另一种方式。在她看来,缺乏思考人们会陷入迷途,但没有行动,人作为人的意义也不复存在。当然,阿伦特并非在传统意义上对思考与行动进行理解(即只是简单的将传统对两者的等级划分颠倒过来——从之前思想家们的沉思生活高于行动生活转向为行动生活高于沉思生活),而是颠覆了这种本质、现象的二分。阿伦特承认两种生活方式的不同,但她认为不同不等于就有比较高低贵贱的基础,因而她做的只是澄清这两种方式的工作。艾希曼审判事件让阿伦特意识到,在虚伪政治的统治下,人们依凭意识形态而不会独立思考了,缺乏思考带来的危害历史上已有血淋淋的事实。她认为我们不但要用行动来构建公共领域,而且要去思考、判断。因此,晚年的阿伦特又返回到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关注,基于前哲学时期希腊城邦的生活经验(那时沉思生活与行动生活可以和谐,当然阿伦特所理解的“沉思”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哲学意义上严格界定的沉思是有区别的),她试图探究某种桥梁将两者连接起来,即对政治地思考的探索。从阿伦特一生来看,她自身也倾向于过一种政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