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随全球地缘政治愈加复杂化、经贸摩擦加剧、投资增长乏力,如何应对外部风险,降低投资贸易成本,保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增长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而数字经济领域近年来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博弈场,谋发展离不开数字经济的重要助力。良好的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帮助东道国实现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有利于沿线各国的核心生产要素和优势资源紧密相连,实现投资国与母国的合作共赢。本文重点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及其他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2008-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4个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定量测度沿线44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将该指标纳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采用一步法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对中国在该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1）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OFDI效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外向竞争力对其作用较为明显。东道国的金融自由度、政府稳定程度和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是投资效率提升的促进因素,东道国的公民话语权与问责是投资效率提升的阻碍因素。（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我国对其投资效率的高低。因此,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交流,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增强政治互信,是深化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投资合作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