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是在吴越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重要的区域文化，总体上经历了由尚武到崇文的转变。其发展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过程紧密相连。江南文化具有鲜明的柔润、刚勇、开放、崇文等特征，人文传统深厚。初盛唐时江南经济发展迅速，安史之乱迅速推动经济、文化南移的进程；中晚唐时期江南经济地位超过北方，大量百姓士人移民江南，同时江南世家大族与普通家族力量的此消彼长，构成江南文化与文学兴盛的重要社会背景。 江南籍诗人是唐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在唐诗发展的各个时期尤其是中晚唐，他们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江南诗歌创作兴盛是江南文化中心地位形成的重要标志。唐代江南家族诗人群体甚多，既是崇文文化传统使然，也与唐代江南教育尤其是私学教育兴盛密切相关，私人授学、家学等作用尤其突出。 江南诗会是中唐重要的文化现象，规模空前、影响巨大。诗会促进了群体创作方式——联句酬唱的兴盛，联句诗歌在内容与艺术上都有重要价值。江南诗会还常常是多种艺术形式的盛会。诗会与联句在唐诗史上应有一席之地。江南优美山水吸引着无数的唐代文人，形成较普遍的江南漫游与隐居之风。江南漫游、隐居影响着文士的审美情趣，促进了山水与隐逸诗歌的繁荣。 吴语经历了一个地位由低到高，由被轻视到被认同的转变，其转变完成于唐代。唐人认为吴语娇媚、清切，吴歈、越吟则悠扬浏亮。唐代诗人创作多使用吴语方言，并学习模仿江南民歌。唐代曲子词的发展与江南及其文化有着重要的关系，唐代重要的词作家、词的常见内容、某些词调的产生与流行、词的传播等都与江南密切相关。词体形成发展还与江南乐府民歌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在唐代“佳丽”是与江南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美丽山水背景中的美丽女性，构成了唐代江南文化的独特内涵。江南佳丽是唐诗比较集中描写的对象，形象美丽而健康明朗，是唐代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与健康的审美观念的反映。江南佳丽多富才艺，引起许多文士的追慕与向往。 中唐时期江南移民中文士占了很大的比例。江南成为众多文士的庇护地，其中苏州、越州、润州、湖州等地，集中了当时大多数的避难文士，直接促成了此时江南文学的兴盛。韩愈青少年时期避乱宣城，韩氏宣城产业为韩会安史之乱期间避乱江南所置。柳宗元父柳镇几乎同时亦在宣城避乱，两家遂在江南结下友谊，为日后韩柳交谊奠定了基础。韩、柳之交往应早于学界普遍认为的贞元初年。权德舆、刘禹锡则为避乱江南的移民的后代，生长于江南，对江南感情深厚。中唐文士的江南经历对他们日后的生活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居易的一生有三次重要的江南经历，少年避乱旅居江南，青年在宣州应乡试，晚年刺守杭州、苏州。乐天行卷结识顾况在贞元五年的江南，而往江南应乡试与崔衍有直接关系。江南经历使乐天心中形成浓厚的江南情结，更深刻影响着其后期人生思想与诗文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