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提出顺应论概念。他认为使用语言必然包括连续不断地做选择,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是由语言内部(即结构)的同时也是语言外部的原因所驱动的(Verschueren,2003:65)。由于翻译也是一个特殊的语言使用过程,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维氏的顺应理论运用在翻译研究当中,并且顺应理论也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连贯和统一的语用框架来观察研究翻译。在外国文学翻译中,译者往往会根据主观或客观因素选择顺应源语和译语各个层面的语言,既传达原著内容、语言精髓,又顺应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认知,达到翻译交际的目的。《克雷洛夫寓言诗》是俄国文学的瑰宝,这些寓言诗处处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富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克雷洛夫是一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寓言作家,他在寓言中深刻地揭露了沙皇的暴政、贵族官吏们的贪赃枉法、尸位素餐的丑陋形象,对俄国农奴制的腐败和罪恶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同时,他同情并尊敬俄国劳动人民,歌颂赞扬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善良、大公无私、热爱祖国的高尚品德。克雷洛夫的寓言诗语言精湛,篇幅短小却有力,既是寓言故事,更是精美的诗篇,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鲜明的俄罗斯特点。克雷洛夫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反映俄国人民智慧的故事和谚语,而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些寓言诗句、警句又变成了新的谚语在民间传诵。因此,克雷洛夫的寓言诗丰富了俄罗斯民族的语言,普希金称赞他为当时“最富有人民性的诗人”。克雷洛夫寓言诗因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生动幽默的寓言故事和精湛朴实的语言受到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群的欢迎。目前,国内克雷洛夫寓言诗的汉译本,包括全译本、节选、儿童读本等就有数十种不同译本,这说明克雷洛夫寓言在国内拥有广大的阅读群体,也引起了许多译者对克雷洛夫寓言诗的关注。但笔者发现,国内研究克雷洛夫寓言诗翻译的著作、文章较少,且从顺应论角度研究克雷洛夫寓言翻译的就更少了。因此,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将顺应理论探索性地引入克雷洛夫寓言诗的翻译研究中,通过对《克雷洛夫寓言诗全集》的多个中译本的对比分析研究,探讨克雷洛夫寓言诗翻译中的选择和顺应。主要选取了克雷洛夫寓言诗中的若干例子进行分析,再将多个中译本进行对比,从原文和译本中的语言结构的顺应(包括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语境的顺应(包括语言语境、交际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动态顺应切入,试探性地用维索尔伦的顺应论理论指导克雷洛夫寓言诗的翻译。本文选取了何茂正译本、何世英译本、朱宪生和邱静娟译本、丁鲁译本以及屈洪、岳岩译本作为译语材料来进行对比分析。选取这几个译本是因为这五个既是全译本又是诗体的译文,在作品形式上最符合克雷洛夫寓言诗的原貌,且这些译本大多产生于不同的时期,译文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时代特点。不同时期的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尽相同,且译者的文化认知、语言使用习惯以及目标读者的认知和阅读习惯也有很大的差异。在翻译时译者们会考虑到了各自所处时代的不同因素,一方面,在阅读、了解、解构原著时会考虑源语的社会、文化、认知语境和语言结构特点;另一方面,在翻译、重构译文的时候,会考虑目标语的社会、文化、认知语境和目标语本身的语言结构特点,从而在一定的翻译语境和目的下,选择最为合适的译文语言。因此不同时代的各个译文就具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可比性。在这些译本中,译者们均对语言做出选择和顺应,五个译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和一定的社会意义。克雷洛夫寓言诗原著的特点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译者在翻译时怎么才能既顺应原著又顺应目标语读者呢?笔者认为,译者首先必须要全方位了解原文的语言结构特点、语言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其次将原文解码,在充分了解目标语语言结构、语言语境、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认知接受程度的基础上,做出语言选择,再次编码。译者在翻译时应重视目标读者的特点,顺应译语语境的各类需求,即动态地顺应汉语读者的语言风格、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只有这样,译文才能最大程度地被理解和接受,其社会价值才能得以实现。本文通过各个实际翻译例子证明维索尔伦顺应理论对克雷洛夫寓言诗翻译具有实用性和适用性,它可以帮助指导克雷洛夫寓言诗的翻译实践,提高译作质量,也为其它寓言翻译批评提供新思路,为证明同一作品多个译本并存的价值和意义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