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文化源远流长，养老制度亦比较完善，至清代已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养老制度体系。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部分老年人的作用，而且成为国家用来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因此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制度层面的东西属于上层文化，究竟能否完全反映底层社会的真实生活?按照常理，清代国家不但从法律上制定了一系列要求子孙赡养老人的律法，而且在道德领域大肆宣扬孝道，那么老年人应该享有比较幸福的生活，一般学者都持相似观点。然而，这究竟是否符合历史?人到了晚年，由谁对其进行赡养?政府政策在实践中对底层社会的老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养儿”究竟能否“防老”?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家庭养老方式?它们在赡养老人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老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如何?这都需要进行深入思考。　　 到目前为止，对晚清华北地区老人问题的研究，学术界涉及的并不多。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养老文化、养老制度、养老风俗等方面，总体来说属于统治阶级提倡的制度、礼俗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多属于文化史或者制度史的范畴。关于底层社会老人群体的研究，基本尚未展开。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晚清这一时代背景下和华北地区这一社会舞台上，通过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利用丰富的史料，并借鉴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围绕底层社会老人家庭养老生活的一系列问题：老人家庭状况、家庭养老方式、生活样态以及家庭养老法律和观念的近代变迁等，展开系统深入地研究，借此展现晚清华北地区底层社会老人生活的多面特征。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研究表明，关于华北地区老人家庭状况的一些因素，如家庭规模、同居亲属种类及家庭居住方式等，是决定家庭养老方式的变量。这些因素在晚清到民国的长时段内相对比较稳定。也就是说，华北地区家庭的内部结构，从晚清到民国并无发生明显变异，这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特征，显然，这是与中国几千年来自然经济的稳定和基层社会组织的稳固相联系的。这些因素是研究老人家庭养老方式和老人生活的基础。　　 亲属不仅代表一种称谓，还意味着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晚清华北地区底层社会老人的家庭中，存在着多种亲属关系和多个代际层次，这就决定家庭养老必然存在着多元化特征。经过研究发现：晚清华北地区老人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交换并不仅仅限于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存在于其他的亲属之间，如叔侄之间、甥舅之间、祖孙之间；家庭养老还涉及到代内交换问题，如配偶之间、弟兄之间、娣姒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代际交换的形式也存在着多元化，一般情况下，子孙能够赡养老人则完全体现了费孝通的反哺模式；儿媳对公婆的赡养属于代际之间的反向接力模式；代际交换并非必然表现为晚辈对长辈的养，有时出现代际之间的逆向交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费孝通的反哺模式进行补充，也是晚清华北地区家庭养老方式多样化的体现。列女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作为个体相对中国“大历史”显得颇为渺小，但是她们作为一个群体则创造出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因此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进行研究。　　 家庭养老仅仅反映出老人生活的一个侧面，通过对晚清华北地区底层社会老年群体的生活样态进行细致入微地观察，则能全面了解老人的生活实态。家庭关系与老人生活密切相关，主轴包括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婆媳翁婿关系，这是老人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研究表明，老年夫妻在长期的生活磨合中，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超越传统的“夫为妻纲”，“貌离神合”和“老来伴”则成为老年夫妻关系的主要特征。由于晚清华北地区普遍的经济落后和生产力低下，人们一年到头很难有节余，老人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也不得不想方设法谋生。同样，老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处于十分贫乏的状态。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老人的生活更是不堪一击，一旦发生天灾人祸，“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现象，“转乎沟壑”则是对老人状态的基本概括。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规律，然而部分老人由于种种原因选择自杀，这从根本上仍然体现出老人生活的艰辛和不如意，属于非常态中的常态现象。在老人得不到家庭赡养的情况下，有的老人住进了养济院，然一旦进入养济院，则与乞丐无异，“状如乞丐”即是对养济院中老人生活的形象概括。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养济院中的老人生活是“无异充裕之家”，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家庭关系网络中的老人生活、老人家庭生计、老人的衣食住行等，属于老人生活的常态；天灾人祸与老人生活、老人自杀、养济院中的老人生活则属于非常态。这两方面相结合，能够全面反映老人的生活状态。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激烈的变革时代，处于一个变与不变、传统与近代、冲突与融合的动态进程中。老人也不可避免地处于这个变动着的社会之中，复杂的时代背景决定了老人所生存的大环境。清末法律改革使有关家庭养老的法律发生了某些变化；精英知识分子则对传统的家庭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迥异于传统的养老观念。但是由于晚清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和民间社会强大的惯习力量，使底层社会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行为方面都存在巨大的滞后性，这决定了家庭养老模式在晚清华北地区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晚清华北地区，法律和习俗都无条件地要求子孙赡养老人。从国家角度来说，这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和政府统治的长治久安。民众的考虑同样非常实际，“养儿防老”的民谚则是人们应对老年问题的实际对策，是民众对自身生活保障的切身考虑。然而，法律和习俗仅仅决定了家庭养老模式的存在，它们对人们赡养老人仅仅起到外在的约束机制，实际上决定人们具体赡养行为的则是道德。在法律、习俗和民众的实践之间，有时存在着真空地带，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则起到协调人们行为规范的关键性作用。总之，法律和习俗仅仅决定了家庭养老模式的存在，决定了家庭养老的外在条件；道德则是决定人们具体赡养行为和老人生活状态的根本因素。　　 总而言之，本文是对晚清华北地区底层社会老人生活实态的研究。通过对老人的家庭状况、家庭养老的不同方式、老人生活样态、家庭养老法律和思想变迁等方面，揭示出底层社会老人在历史中的生活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