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是刑事诉讼范畴内的“癌症”,而导致该“癌症”的症结则主要是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个案是独特的,但由此引出的证据问题却是具有共性的,对经典刑事错案的“手术刀”式分析将有助于提炼出刑事错案中的共性证据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提出专门性的解决方案将有助于降低刑事错案的发生率。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探讨本文的写作背景及意义,对当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中对于刑事错案的研究进行相应梳理,并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列举了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刑事错案,并借这三个案例引出了导致刑事错案产生的三个主要证据问题,一是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定案,二是非法证据没有排除,三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没有被顺利移送。第三部分是针对这三个证据问题所进行的法理分析,主要分析了这三个证据问题的具体表现,并剖析了导致这三个证据问题产生的原因——导致口供至上办案理念扎根于基层办案机关的原因是只追求证据的证明力,从而忽视证据的合法性,这也是非法言词证据无法在再审中被排除的根本原因;非法实物证据和鉴定意见难以被排除的原因在于相关条文的自由裁量空间或过大或不足;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没有顺利移送法庭的主要原因发生在侦查机关,而这与过分顺从于民意有很大关系。第四部分是对前文所提到的三个证据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针对口供至上的办案理念所导致的种种问题,笔者拟构建一个新的证据审查顺序,并通过该审查机制缓解办案人员对于口供的依赖,同时,该机制也能帮助非法言词证据得以顺利排除;针对非法实物证据和鉴定意见的排除困难,笔者拟通过“列举加兜底”式的法律解释方法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缩,同时继续推进有关鉴定意见的相应制度完善;针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利证据没有被顺利移送,因为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民意,所以笔者拟采取引导的手段对民意进行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