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理论界将犯罪客体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直接客体中又包括简单客体和复杂客体。理论上对复杂客体的分类存在“二分法”和“三分法”之争,“二分法”是指将复杂客体分为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三分法”则将复杂客体分为主要客体、次要客体和随机客体三类。其中,主要客体是侵害复杂客体类犯罪行为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决定了侵害复杂客体类犯罪罪名的定罪、量刑以及具体罪名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归属,在我国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理论界以复杂客体中各客体“为刑法保护的程度”、“遭受犯罪侵害的程度”和“刑法对不同社会关系的关注程度”等标准对复杂客体中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进行分类。然而在立法实践过程中,立法者对复杂客体中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的分类却是以“犯罪目的”、“犯罪的行为方式”、“犯罪对象”“刑法保护的重要程度”等为标准进行的。在立法实践过程中,对侵害复杂客体中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的分类过程中立法者还遵循“秩序优先”原则,在同时侵犯社会秩序和财产权利这两个客体的犯罪中更倾向对社会秩序的保护。理论界和立法实践中对复杂客体的分类标准都存在不同观点,其分类标准的准确性和合理性都有待商榷,这也是复杂客体分类标准一直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复杂客体分类标准争议,导致部分侵害复杂客体的罪名在刑法分则中位置的归属和法定刑的设置上也存在争议,造成了理论与司法实践脱节的现象。由此,本文从理论分析和立法考察这两个角度揭示了我国现有复杂客体分类标准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取消复杂客体中随机客体的分类,以“犯罪行为造成的害程度”为首要标准对复杂客体中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进行分类,并且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行为方式”等为次要标准来判断复杂客体中各客体受侵害的具体程度。最后,对存在争议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洗钱罪,合同诈骗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和盗伐林木罪在刑法分则中位置的归属和法定刑的设置提出了相应的调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