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关于司马迁《史记》体例的评论及其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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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是中国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史学思想家。他生活于举世崇尚朴学的考据时代,却能不徇于考据风气,主张治学创新风气,为此走向了一条特立独行的治学道路。其治学取向大抵在于针砭学术,自六经、文学、史学、方志学、校雠学等均有所涉猎,力求探究史学义例和校雠源流,也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所著述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是反映其生平治学思想的重要理论著作。两书互为表里,《文史通义》重在彰显学术宗旨,《校雠通义》力求揭示学术源流,结合两书来看,可以发现章学诚对古代学术在批评性与总结性上所表现出的卓越见识,并最终呈现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终结与嬗变的时代特征。
  一、章学诚关于《史记》体例的评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中,对清代乾嘉时期以前历代的著名史家、史书均有所评论,其中对司马迁《史记》所着笔墨占有极大分量,涉及到关于《史记》的评论,我们依据《史记》的体例的五个组成部分,可以概括为本纪继承《春秋》中仍有变通之处、十表不拘常规中略显无图不足、八书阐发大旨中稍显图缺书冗、世家沿袭经典中表现功过并存、列传不拘篇目中还可加以改进五个方面。综合分析来看,章学诚在总体上仍表现出批判的态度,这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梳理和总结,相信对进一步深化关于章学诚史学理论的理解和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章学诚关于《史记》体例评价的再认识,章学诚关于司马迁《史记》体例的评论是没有专篇进行讨论的,而是点点滴滴散见于他关于六经、史学、文学、方志学、校雠学的叙述之中。我们通过对材料进行爬梳,之后加以分类、归纳、分析、总结和再认识,帮助我们解决了两大方向的问题。一是关于司马迁的《史记》评价方面;二是关于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研究方面。
  其中,关于本选题涉及到的司马迁《史记》评价方面,对如下问题的解决能够起到补苴罅漏作用:第一、《秦始皇本纪》后存录的秦史问题;第二、《三代世表》的“旁行邪上”问题;第三、《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第四、《六国年表》“篇言为六,实叙为七”问题;第五、《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成书问题;第六、《史记》八书的形成问题;第七、《史记》三十世家沿袭旧有国史文字问题;第八、《三王世家》的成书问题;第九、《史记》列传运用别裁法和互见法的问题;第十、《史记》列传的古典目录学地位问题。
  其中,关于本选题涉及到的章学诚史学思想研究方面,能使我们深化对其如下理论、思想的理解:第一、章学诚的朴素史学史观念;第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概念;第三、章学诚的撰述史学理论;第四、章学诚“撰述”和“记注”的思想认知;第五、章学诚对《春秋》和《周礼》的哲学阐义;第六、章学诚的“诸子出于王官论”思想;第七、章学诚以“志乃史体”为代表的方志学理论;第八、章学诚创新纪传体史书编纂方法的设想;第九、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思想以及刘歆《七略》学术对章学诚治学的影响;第十、章学诚的“道统”哲学化历史观。
  总体而言,章学诚的治学取向在乾嘉时代是特立独行,不趋同于时俗的。其治学主张要开时代风气,造成了他关于历史和史学演化、发展的认知呈现出独树一帜的特点。我们以中国古代史家代表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以小切口来发掘出大视野,使本选题见微而知著,从小的切口来往深挖掘出章学诚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复杂状况,并为疏通章学诚学术体系内部的逻辑关系作出一些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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