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融资贷款需求的日益旺盛,骗取贷款罪作为唯一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类犯罪,近年来司法适用频率大幅增加,骗取贷款罪罪名口袋化的论调渐起。合理界定本罪的适用范围,做到既能有效打击刑事骗贷行为,又不挤占民事救济和行政处罚的空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本文搜集了近六年有关骗取贷款案件的刑事裁判文书,拟对骗取贷款罪的司法适用范围进行实证考察与分析,合理界定本罪的适用条件。第一部分是骗取贷款罪的司法实证考察。司法机关常将属于国家行政管理范畴的金融秩序囊括进本罪法益,并忽略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明知骗贷行为却仍然发放贷款对定性的影响。还倾向于将所有存在虚假性的贷款行为都划入本罪欺骗手段的范围,将贷款担保人代偿给金融机构的担保财产认定为“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情节”,并机械地以骗贷次数和数额作为严重情节的标准。由此导致骗取贷款罪在司法适用中被扩大化适用。第二部分是骗取贷款罪扩大化适用的具体问题分析。一是在本罪欺骗对象认定上,司法机关常将不具备独立意识的金融机构当成本罪受骗人;二是在欺骗手段认定中,常弱化了刑事危害性程度的判断;三是在计算损失时常不当地纳入非金融机构损失、提前损失认定截点,扩大了损失的范围和数额;四是在认定严重情节时忽略了对严重情节进行与重大损失的“相当性”分析。第三部分是骗取贷款罪限制适用的路径。应严格限定骗取贷款罪的法益,只有危及“信贷资金安全”的骗贷行为才具有法益侵害性;必须严守欺诈类犯罪的逻辑构造,并参考贷款诈骗罪与前置性行政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认定;应正确理解重大损失的内涵,只有尽到可能或必要的前置性措施和法律程序后仍无法收回,且达到法定数额的才能认定为骗取贷款罪的损失。此外,对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应遵循同质性原则,将评判标准从“唯数额次数论”转向“损失危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