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探求自由解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旨趣。而发展民生则是坚守人民立场的表征和应有之义。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民生”这一词语，但民生范畴、民生内容等一直是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遵循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日起，就始终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宗旨和初心，并持续推进和改善民生。特别是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如何在接管大城市的过程中有效解决因国民党反动派腐朽统治和连年战争产生的民生问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能否维护和巩固人民政权，能否夯实其进入城市后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关键之举。
　　南京作为当时的典型个案，是窥见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党在接管城市后如何成功领导解决民生问题的“橱窗”。南京解放后，存在着生产基本停滞、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秩序混乱、失业现象严重、基础设施破败、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等系列民生问题，为此，南京市军管会、南京市委和市政府，在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下，基于保障南京人民的基本生存，稳定南京局势和在曾经的国统区站住脚的现实考虑，开展了民生建设的实践。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1949年至1956年南京解放初期的民生建设有着科学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从宏观上加以追溯，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是其理论根基；从中观上来透视，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民生思想是其指导理论；从微观上进行分析，南京市委提出的民生建设思路是其最为直接的理论依据。
　　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南京民生建设，坚持遵循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规律推进。根据任务、特征、要求的不同，1949年至1956年南京的民生建设实践又可划分为1949-1952年、1953-1956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属于基础性的民生建设，是在接管旧政权、改造旧社会中新生，是在混乱中维稳。面对失业人口过多、经济体系崩溃、教育事业落后、社会治安混乱和卫生环境较差等困境，南京市设定了疏散人口、发展生产、改革教育、维护治安和改善卫生的目标，并进行了安置失业无业人口、积极恢复城乡经济、接管和变革旧教育、多举稳定社会治安和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主要举措，由此促进了城市的顺利接管，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到第二阶段，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南京的民生建设更多呈现出发展性的特质。面临国民经济要求与之发展相适应的工农业，地位跃迁和生产生活需要强化市政建设，教育工作纳入发展轨道需要巩固提高，以及保障市民健康水平需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等时代呼唤，南京市设定了发展工农业、建设市政、改进教育和完善医疗的相应目标，并推动了发展城乡工农业经济、贯彻“重点改造”方针发展市政、整顿提升和稳步改进各级各类教育和全面加强基础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主要举措，由此提高了百姓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城市的成功转型，夯实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基石。
　　贯穿于1949年至1956年南京民生建设实践，并能支撑其取得成效的是凝结在当中的规律与经验。包括始终遵循中央和华东局相关指示，始终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坚持依靠和动员群众的力量和始终注重民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等等。但南京民生建设并不是十全十美，也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够协调，市政建设浪费不合理和教育改革教条式照搬苏联模式等问题。无论是其蕴意的历史经验，还是存在的问题教训，这一时期南京的民生建设不仅有助于丰富新中国民生史的内涵，而且在新时代地方民生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城市治理方面也都有着鲜明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