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司法改革的持续推进,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机制,将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产生正确的规范与引导,而且也是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举措。我国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明确提出四类行政执法证据可以将其作为证据应用在刑事诉讼中。该条例明确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也对二者的衔接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对于行政执法证据的运用、节约社会资源、提高效率、节省成本是有很大的立法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并没有明确衔接证据的具体范围、程序等,必定会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开展,从而面临更多的困境难题。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速度飞快,行政执法中的涉罪案件越来越多,在这一背景环境的影响,构建出完善的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程序衔接机制尤为关键,将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通过查阅司法活动的相关规定、资料,结合自身工作实践,提出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本文第一部分从行政执法证据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理论基础作为切入点,阐述了理论争议的具体状况,并对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之间的根本区别进行论证,通过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分析之后,探讨了行政执法证据应用于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与重要意义。第二部分则是通过阐述条款在立法语言上的模糊且粗疏,在“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行政执法”、“等”等词语上容易引起法律适用上的不同理解,剖析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第三部分通过对条款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等证据材料”提供了“等外等”合理解释,适当扩张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可行性的行政执法证据范围,结合案例进行分析,介绍各类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提出通过完善立法、建立和完善两法衔接机制、司法机关对证据审查问题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