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旨在减轻企业和纳税人负担的减税降费政策逐步落细落实。但在减税降费的政策目标下,我国的税收仍然保持一定的增长。经济增长、物价水平上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累进税率优化设计、GDP结构与税收结构差异等因素是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这个原因也是世界各国税收制度设计及实施时共同存在的。对于我国税收持续增长的其他原因,比如税制设计引起的的税收努力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有深入研究的意义。合约安排理论常常被用在经济活动、企业交易活动中,但如果将其引入到税收制度安排中,或许能更好地解释税收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对于我国的税收制度而言,也可将不同时期的税收安排看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约交易,不同的合约形式产生不同的博弈和征税激励。在计划经济时期,税收(财政)制度安排是代征合同;在改革开放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税收分权体现出定额合同与分成合同相结合的状态;在1994年后,税收分权则体现出分成合同和分税合同并存的状态。那么不同的合约安排是否能对税收收入规模以及税收收入结构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本文首先从理论上介绍了合约安排的相关内容,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合约安排的概念、类型及其对政府间税收收入的激励机制。然后将合约安排与我国的税收实际结合起来,分析了我国1952年至今各种类型的合约安排以及税收收入的相关概念。最后在合约安排的视角下,采用描述统计的方法,较为详细地说明了我国三个时期的税收相关指标的情况,从总体上把握合约安排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制。在实证方面,以2000年至2013年1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模型构建。选择按分税合同安排的税收收入取对数以及按分成合同安排的税收取对数,作为解释变量。国税收入占总收入的比值,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合计数取对数以及政策因素,这三者作为控制变量。选择中央级税收和地方级税收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四个模型公式,分别进行回归,得出分成合同对中央级税收收入和地方级税收收入的激励作用,分税合同对中央级税收收入和地方级税收收入的激励作用。继而验证文章的假设,如果分成合约的税基很大,中央分成比例大于地方政府分成比例,由中央政府负责征收会导致中央税收收入比例提高;如果是分税合约,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规模取决于各自专享税收税基大小,如果中央税税基更大,会导致中央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比例提高,反之,导致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比例提高。最后提出一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