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转型研究:整体效果与路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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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全社会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金额高达9538.95亿元,是2000年(1014.9亿元)的8.4倍。虽然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金额得到快速增长,但依旧存在政府的绿色投资金额不能满足经济绿色转型需求的现实问题。据估计,仅碳减排所需资金而言,预计于2030年前,中国每年需投入2.2万亿元,在2030-2060期间,中国每年需投入3.9万亿元1。整体看,财政资金只能覆盖绿色投资的15%左右2。在此背景下,如何引导体量更大的绿色金融资本进入绿色产业,成为破解中国绿色投资不足难题和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诚然,也有研究分别对绿色金融和企业绿色转型进行了讨论。就绿色金融的研究而言,现有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Weber et al.,2010;邵光学,2019;张生玲和王瑶,2021)。而实证研究主要探讨绿色债券或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苏冬蔚和连莉莉,2018;陈国进等,2021;王馨和王营,2021;张小可和葛晶,2021;Yu et al.,2021;Muganyi et al.,2021;Zhang et al.,2021;Andersen,2017)。就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而言,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政府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展开(Jaffe et al.,1997;Johnstone et al.,2010;刘海英和谢建政,2016;齐绍洲等,2018;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有关绿色金融的研究主要探讨了绿色债券或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而少有研究从整体上探索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和路径。另一方面,有关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主要探索了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却忽略了中国财政资金只能覆盖绿色投资金额的15%的现实。因此,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整体作用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在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银发[2016]228号),其目的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激励更多的绿色金融资本投入绿色产业。理论上,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不仅能够缓解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资金缺口,还能充分发挥绿色金融资本在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化治理作用。一方面,绿色金融资本具有“信息优势”,能降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绿色金融资本还能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具有正向激励功能和负向惩罚作用。事实上,绿色金融体系的设立为研究绿色金融资本在企业绿色转型的市场化治理作用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其一,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和激励更多的绿色金融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可以预期,在绿色金融体系倡议之后,会诱发更多的绿色金融资本进行绿色投资,从而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其二,在实证层面,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作为重要的外生冲击,能够较好地识别因果关系。基于此,本文首先以绿色金融体系政策的建立为外生冲击,探讨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整体效果,并挖掘背后的理论机理。在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背景下,探讨有效的绿色转型路径是破解企业绿色转型难题的关键。有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是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潘爱玲等,2019;邱金龙等,2018)。具体而言,企业绿色并购将绿色发展理念引入公司的并购决策,通过绿色并购方式获取标的企业的节能减排技术,从而促使企业的绿色转型。一方面,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进行并购,并强调并购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优化产业结构和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3。另一方面,政府还鼓励各类资本参与企业并购,从而实现金融资本服务企业转型升级的目的4。本文认为,在经济绿色转型的背景下,绿色金融资本进入实体企业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具体而言,绿色金融资本不仅能够干预企业绿色并购战略的选择,还可能会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为重污染企业选择更优质的绿色并购标的。此外,绿色金融资本的进入还可能提升企业绿色并购的资源整合能力,从而有助于企业的绿色并购,进而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因此,本文从企业绿色并购视角,探讨绿色金融资本能否影响企业的绿色并购,从而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长期而言,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根本动力。企业绿色创新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企业的研发活动,通过加大绿色研发投入,自行研制绿色生产技术,提高绿色创新水平,转变原有污染性的生产方式,从而实现绿色转型。理论上,绿色创新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内在动力(Amit and Schoemaker,1993;Mc Evily and Chakravarthy,2002),通过协调业绩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能有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Magat,1978)。本文认为,绿色金融资本可能会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从而获得企业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投资收益,并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加之,探寻绿色金融资本的投资逻辑关乎如何引导绿色金融资本进入绿色产业的战略实现。基于此,本文还进一步从企业绿色创新视角,探讨绿色金融资本绿色投资行为的投资逻辑,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绿色金融资本绿色投资行为的社会价值逻辑。综上所述,基于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背景,本文以“整体效果”→“路径检验(绿色并购与绿色创新)”为研究主线逐层展开分析,探讨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围绕以上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就整体效果而言,本文发现绿色金融资本具有市场化治理功能,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具体表现在企业资源使用效率和资源节约量的提升。该结果说明,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实现了激励绿色金融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初衷。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资本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效果在政府环境治理较好的地区、公众环境信访的较低地区以及披露社会责任的公司中更明显。此外,绿色金融资本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检验发现,绿色金融资本的绿色转型效果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的绿色代理成本,并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实现。其次,就绿色并购路径而言,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资本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并购。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资本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在地方政府环保压力较高的企业以及长期绿色金融资本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绿色金融资本能够干预并帮助企业选择有效的绿色并购战略、挑选优质并购标的以及提高企业绿色并购的整合能力来确保企业绿色并购的有效实施。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绿色金融资本对企业绿色并购的绿色转型效果,发现绿色金融资本提高企业绿色并购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最后,就绿色创新路径而言,本文发现,绿色金融资本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从而提升企业绿色转型的根本能力,并且绿色金融资本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更适合社会价值逻辑解释。本文还发现,绿色金融资本的绿色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长期绿色金融资本比例较高的企业以及绿色金融体系倡议后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绿色金融资本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并且其丰富的行业经验有助于提升其绿色创新水平。本文还进一步探讨绿色金融资本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绿色转型效果,发现绿色金融资本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不仅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还能获得低风险且高收益的绿色创新溢酬。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和政策启示意义在于:第一,本文扩展了绿色金融的相关研究,并深化了绿色金融的作用机制。就绿色金融的研究而言,现有研究主要探讨绿色债券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且主要从企业融资和投资两个视角挖掘绿色信贷或者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Li and Chen,2022;Hu et al.,2021;Flamme,2018;Jin et al.,2021;Ryszawska,2016;王馨和王营,2021;陈国进等,2021;王丽萍,2021;徐政和江小鹏,2021)。而本文立足于绿色金融资本作为资本市场重要主体的现实,从整体上揭示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市场化治理作用,不仅丰富了绿色金融的相关文献,还深化了绿色金融的作用机制。第二,本文不仅扩展了企业绿色转型的相关研究,还对绿色金融能否以及如何助力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往有关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转型展开(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齐绍洲等,2018)。由于政府环境规制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和寻租风险(Greenstone,2002;方先明和那晋领,2020),导致政府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因此,本文基于企业绿色转型的现实,探讨绿色金融资本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不仅拓展了企业绿色转型的相关领域研究,而且对绿色金融能否以及如何助力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本文揭示了绿色金融资本的绿色投资逻辑,为今后如何引导绿色金融资本进入绿色产业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商业价值逻辑解释金融资本的创新投资行为,认为金融资本主要聚焦于企业创新的商业价值而进行投资(Aghion et al.,2013)。事实上,在国家绿色转型战略的引导下,绿色金融资本奉行绿色投资理念并进行绿色投资,在关注企业商业价值的同时,还重视企业行为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因此,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绿色金融资本绿色投资行为的社会价值逻辑这一新的理论解释。第四,本文对企业如何选择有效的绿色转型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现有研究注重探讨政府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转型(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齐绍洲等,2018),却较少探索企业绿色转型的具体实现路径。因此,本文从绿色金融视角,全面检验了绿色并购路径以及绿色创新路径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效果。其中,本文重要的研究发现是:绿色并购和绿色创新都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水平的提升,且绿色金融资本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绿色并购和绿色创新。因此,本文对企业如何选择有效的绿色转型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五,本文还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如上文所述,中国绿色投资资金存在巨大的缺口,而财政资金只能覆盖其中的15%。对此,中国制定了绿色金融体系政策,希望通过该政策引导体量更大的绿色金融资本进入绿色产业,从而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在此背景下,本文检验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作用,并解释其背后的理论机理。本文发现,绿色金融资本具有市场化治理功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并且这一效果在绿色金融体系政策之后更为明显,初步说明中国实现了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政策目标。这不仅检验了绿色金融体系政策的有效性,还对当下如何推动该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以及如何充分发挥绿色金融资本服务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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