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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重大的综合性课题,涉及到国民经济如何协调发展,是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扩张将极大地推动世界城镇化进程。对于新疆城镇化率远低于中东部、也低于许多西部省份的现实情况,新疆城镇化发展任重而道远,特别是以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使中国经济维持了三十年高增长,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种模式难以持续。以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发展为驱动的内涵式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新疆亦不例外。为此,本文从三个维度说明新疆产业化、城镇化和财政收支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是城镇化的基础。本文认为新疆城镇化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和产业依托,没有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推动,城镇化就演变为“空城计”,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为此,本文利用1978年到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两个变量对新疆城镇化水平影响程度。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每增加1%,城镇化水平平均提高34.6%,人均GDP的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城镇化水平平均提高0.0003%,表明城镇化应该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第二个维度是从新疆财政支出与产业化、城镇化的关系来认识财政在城镇化中的作用。本文认为,财政在城镇化中的作用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通过财政政策,来推动二、三产业发展,形成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从而奠定城镇化的基础。二是通过财政支出为城镇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使城镇的功能更好发挥,并为新疆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形成城镇的聚合效应,从而实现人的城镇化。通过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1.0643个百分点,二产增加1.0036个百分点,一产增加0.7691个百分点。说明财政支出对非农产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另外,通过财政收支与城镇化关系分析,得出结论: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对城镇化水平发展都具有积极效应,但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大于财政收入。第三个维度是从城镇化和财政收支的相互作用,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检验得出结论:城镇化发展和财政支出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财政支出对城镇化的作用大于财政收入,但城镇化发展对财政收入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结果意味着:财政支出有助于实现城镇化,而城镇化所形成的聚合效应会推动经济的增长,并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由此形成产业化、城镇化、财政收支的良性循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城镇化的内在逻辑:建立在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上的城镇化才是真正的城镇化。而城镇的发展又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因此,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应该先产业化,再城镇化。为此,针对新疆城镇化水平偏低、内部地州间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城镇空间布局不均衡、城镇结构不合理的发展现状,以及城镇化发展中的重房地产业和经济发展、轻其它产业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财政在实现城镇化方面的选择,首先是推进产业化,然后再提供公共产品,这一点对新疆来说更重要。因为新疆非农产业发展还不充分,城镇化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联系起来,不能一味提高城镇化率。应该先行发展产业,再行造楼造城。财政政策一方面要在推动产业发展上下功夫,另一方面才是在提供公共品上做文章,针对新疆特质,进一步指出财政在推进新疆城镇化中的政策选择,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优化,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突出产业支撑,提高服务业整体水平,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加大企业在自主创新项目上的投资额;财政收支的政策优化,即改变财政支出管理原则,加强政府预算管理,让城市农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政策优化,即完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转移支付专门行政机构,增加透明度,调整资金使用结构,做到援疆资金有的放矢。并结合新疆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并将城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建立适合新疆特色的城市圈城市群的建设发展,并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提高城镇建设和管理水平,有助于新疆城镇化的科学发展和新疆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