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业是重要的民生消费品行业,历来是政府税源热点。重庆是我国西南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清末民国时期重庆烟草业从无到有快速增长,提供了可观的税收。清末的厘金税、北洋政府的烟酒公卖制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烟类专卖制度在重庆地区的探索实施,都是特殊时代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税政发展衍化的成果。重庆地区烟税始于清朝。清初于重庆奉节设常关,称夔关,对贩销烟叶征税。清末为筹集军费创办厘金,“逢关纳税,遇卡完厘”,劝谕行商和坐贾“捐厘助饷”,厘金逐步成为地方固定税捐,烟叶烟丝被列入百货厘金征收。重庆开埠后,烟草出口激增,清政府不断大幅度提高烟草业税额,代表着中央对地方的驾驭几近失控。随着时局的动荡,厘金逐步成为本地烟税重点。为地方攫取高额利税,也间接侵占国家对正常商业活动的税收,成为民国时代中央财权日衰,地方势力壮大并顽固对抗中央税权的推动因素。民国建立之初,烟草业税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生的民国政府对革命后诡谲多变的复杂形势无力掌控,财政窘迫和利益分配失衡的混乱局面使得新生的民国政府中央与地方各路诸侯围绕利税分配展开激烈的争夺,其间更进一步演化为中央专款之争等地方割据势力以劫掠式的手段瓜分税收的军阀化现象。其中烟草业税利之争成为长达数十年之中央与地方财税分配的历史性博弈。同时烟税厘金征收继续成为地方敛财之工具。1914年。北洋政府开征烟酒牌照税,新税制的诞生标志着烟草业税制发展进入新阶段。此期税制具有鲜明的营业税特点,一则增加了税收,二则也体现政府对烟草经营控制范围的扩大,以牌照管制行业准入和业者资格,加强对烟草业经营监管,保证税源稳定征缴便利;为日后的烟酒公卖制度和国民政府烟草专卖积累了制度建设和组织实施方面的经验。为进一步开辟财源,北洋政府开始推行烟酒“官督商销”的公卖制度。增加了国家税收;从法制角度将烟草业税收权明确归属中央,为后来的税制改革明确了方向;其间积累的税政施行经验,创设的印花税制和行栈等基层税收体系,对此后专卖制度的构建和推行颇有助益。北洋政府烟酒公卖制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烟草专卖的尝试与先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征卷烟统税,废止各省杂税,同时裁撤厘金。这是国民政府第一种真正全国征收的统税,标志着裁厘改统的税收改革拉开帷幕。统税实施后,税额大幅增长,成为国库收入之大宗。统税制度是烟草税收制度的进步和完善。而裁厘意味着厘金这一历史遗留弊政彻底消失,减轻了商品捐税负担,有利于全国统一的商品流通市场的形成;新的统税体系对出口烟品均予免税,而进口的同类商品除完纳关税外仍需缴纳统税,使国内商品在和进口商品竞争时能够处于有利地位,有助于民族烟草业的发展,其内外税负平等,减轻商民负担的历史进步性应当予以相当的肯定。而重庆顺应统税改革,于1935年裁废厘金弊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重庆烟草业的整体发展受到巨大影响。烟草业越来越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财源。为增加税收,确保军需供应,国民政府借纸烟市场风波之由推行烟草专卖。1942年,国民政府颁行《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及其相关法规,正式实施战时烟草专卖制度。这些法规条例对烟草专卖的范围,经营主体资格、烟叶原料、卷烟用纸、制造设备、烟品价格、制品质量管理、粘贴专卖凭证、运销审批、进口管制、行业行会等方面均做了详尽规定。而战时重庆所处的特殊地位,使重庆成为烟草专卖制度实施的中心地区,烟类专卖局重庆区办事处采取了全方位的措施力保专卖法规依法运作,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1945年,国民政府决定停办烟类专卖,恢复统税。战时烟类专卖制度施行近四年,其成效虽然小于预期,弊病亦多,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保障国家税收,为抗战提供财力支援,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战时重庆贡献的烟草税收,是重庆人民为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归结起来,贯穿民国时代重庆烟草业税制发展历史的主线,首要是是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省势力就利税分配问题展开的长期博弈。烟草行业作为利税之要自然成为各方势力明争暗斗之焦点;而烟税争夺之核心是国家政权统一与分裂的政治冲突。其次的主线则是从“逢关纳税,遇卡完厘”为特点的烟税厘金到北洋政府烟酒公卖制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烟类专卖制度,相异的税制体系前后承继,并不断总结前类税政从法规到机构体制的全面经验教训,逐步衍化发展。再次,则是烟草业税收立法与民国时期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低下的技术能力间的矛盾,造成了先进烟草税收法制在实行中扭曲变异的怪现象。本文以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的烟草税收制度的发展演变为序,在充分发掘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各时期烟草业税收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实施状况及其利弊得失进行历史的客观的评价与分析。试图理清近代中国的烟税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本文的写作收集了大量的一手实证材料,特别是重庆地区近代烟税征收的数据材料,试图通过对实证材料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一般性与特殊性两个角度展现近半个世纪的烟草税收制度变迁及其在重庆地区的具体实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