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碳减排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随着全球范围能源消费需求的急剧增长,能源安全、环境污染及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双重压力已成为政府和各界关注的又一焦点。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前确定节能减排目标,于2005年承诺到2020年降低能源强度——单位产值耗能40%-45%。而中国单位GDP能耗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仍然较高。能源利用效率总体偏低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高增长、高能耗和高污染”典型特征凸显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做好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提高能源效率有利于兼顾经济增长质量和节能减排双重目标,这也是现阶段经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摆脱发展困境,实现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重要出路。为此,科学、系统的研究中国省际能源效率,探讨能源效率的结构特征和区域差异,分析能源效率低下的原因,对因地制宜制定行之有效的节能减排目标、能源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现实和战略意义。首先,本文在能源利用现状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非期望产出DEA-SBM模型和方向距离函数构了建静态测度框架以及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构建了动态测度框架,对1995-2013年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了静态评价和动态评价。结果发现:从静态评价来看,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从省际层面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上海、江苏、福建和广东省份表现最好,均处于生产边界,山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和宁夏等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较低,其表现与能源消耗强度结果相一致。从动态评价来看,考察期内全要素能源效率ML指数大于0,表明有所改善且呈现阶段性变化。三大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也均有所提升,东部地区ML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从指数分解看,技术进步成分大于效率提高成分的贡献,表明从整体上技术进步对推动整体效率的提升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且未出现技术退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煤炭、石油和清洁能源作为能源投入要素,构建了新的环境生产技术组合,在全要素能源效率框架下对1995-2013年中国省际全要素煤炭效率、全要素石油效率和全要素清洁能源效率进行静态评价和动态评价。从整体来看,考察期内全要素石油效率高于全要素煤炭效率和全要素清洁能源效率,且均出现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从动态评价来看,全要素煤炭效率、全要素石油效率和全要素清洁能源效率的ML指数均大于0,表明均有所改善,其中全要素煤炭效率的改善最为显著,全要素清洁能源效率动态变化改善缓慢。尽管煤炭效率有较快提升,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短期内无法改变,煤炭效率整体相对偏低,其提升对总体能源效率的提升的作用有限。技术进步成分是推动能源效率提升最重要的因素。进一步本文构建了全要素能源非效率分解框架,分析不同能源全要素能源非效率的结构特征。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非效率低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非效率最高。煤炭对全要素能源非效率的贡献最大,煤炭对中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非效率贡献高于其他地区;石油对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非效率贡献高于其他地区;尽管清洁能源对总能源效率低下的贡献是最少的,但在TFEI模型中是上升的,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清洁能源的低效率贡献。然后,基于此前测度,本文运用Tobit模型,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及结构特征下不同品种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来看,能源消费结构与全要素能源效率成反向变动的关系,这结论符合“结构红利假说”。产业结构对中国以及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都有着显著负影响,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技术进步、政府影响力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技术进步可能存在回弹效应。经济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影响。从结构分解下的影响因素来看,能源消费结构与全要素煤炭效率为负相关关系,与全要素石油效率和全要素清洁能源效率为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煤炭效率、全要素石油效率及全要素清洁能源效率都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技术进步、政府影响力对全要素煤炭效率、全要素石油效率及全要素清洁能源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技术进步可能存在回弹效应。政府影响力对清洁能源的影响程度最大,这也可能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清洁能源非效率贡献不断提高的原因。同时,本文基于β收敛模型,实证检验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性。样本期间内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β收敛,但是全域范围内的收敛并不稳定。地区生产总值和碳排放支持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资本、劳动和能源消费并不支持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最后,本文在此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制定煤炭、石油和清洁能源的相关能源政策,针对性制定区域能源发展战略,提升中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等政策建议,以进一步加快节能减排和能源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