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引导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各国已成为拉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公平、确定的税收环境是企业开展投资活动的良好基础,双边税收协定作为协调国际税收关系的重要工具,可以有效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降低企业整体税负,并为防范化解税收风险提供法律保障。截止2021年底,我国已经与54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税收协定,税收协定网络日趋完善。但是随着我国迈入资本净输出阶段,许多协定内容已难以满足我国对外发展的需求,因此,系统梳理税收协定体系,把握税收协定的发展趋势,厘清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从而让税收协定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对以下三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与现状研究。本文在阐述双边税收协定的内涵与理论基础,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双边税收协定体系发展历程和变化趋势,并研究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协定谈签以及直接投资基本现状。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覆盖面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协定内容呈现出了税收管辖权向居民国立场倾斜、加大反避税力度等变化趋势,但是仍存在尚未覆盖全体贸易伙伴国、协定内容过时等问题,税收协定还需进一步完善。第二部分为税收协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及研究假设。首先,本文从整体上分析了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其次,选取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简称三类投资所得）预提所得税优惠税率条款以及税收饶让条款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从东道国税制结构与税负水平两个角度论述沿线国家的税收制度环境差异可能会对双边税收协定的效应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基于上述规范分析,本文提出三组相应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税收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以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选取2003～2019年间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为实证样本,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双边税收协定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基于协定中的投资所得预提所得税优惠税率条款、税收饶让条款,以及东道国税制结构、东道国税负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1）双边税收协定能够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缔约国家进行直接投资;（2）已生效协定中三类投资所得的预提所得税优惠税率越低,越能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相较于没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协定,有此条款的协定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3）双边税收协定对我国企业到税制结构以商品税为主体的国家,以及高税负的国家进行投资的促进效应更明显。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1）综合考虑东道国税制环境差异,加快双边税收协定的谈签和修订进程,及时完善协定网络;（2）降低协定中三类投资所得的预提所得税率,减少企业的资金占用和税收负担;（3）适时增加税收饶让条款,令企业享受的东道国税收优惠待遇落到实处;（4）优化跨境税收服务,提高税收协定的利用效率,帮助跨国企业有效防范和化解税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