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德国经典历史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为中心,试对德国经典历史主义史学的学科理论作一考察,意在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经典德国历史主义中史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这主要讨论的是德国经典历史主义中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考察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的位置,二是要揭示作为研究客体的历史的特色。我们发现,在历史主义者眼中,历史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之外,在兰克和德罗伊森的史学理论中我们都发现了一种明显的主体参与性。兰克的“如实直书”原则(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反映出了一种谦卑的研究者的主体性,我们看到在兰克史学中,研究主体与客体关系是靠神秘的神意维护的;而作为史学理论家的德罗伊森则试图为历史学提供一套系统的学科理论,在他的史学理论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的那种主体参与意识,但这种主体参与性的发挥也不是无所限制,德罗伊森用“道德团体”(sittliche M?chte)的概念来表达历史中的各个个体,只有当历史学家意识到自己是“道德团体”中的一员、并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到“道德团体”中去的时候,历史学家的立场才是正确的。在德国经典历史主义史学中,作为研究客体的历史具有一种连续性,但这种历史连续性并非一种线性的进步史观,而代表了历史进程的一种动态的运动,这种历史连续性是历史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个体性”(Individualit?t)和“发展”或“演化”(Entwicklung)相互结合的结果,它既是兰克研究历史的前提、也是德罗伊森为史学提供理论基础的条件。而在讨论了以兰克和德罗伊森为代表的德国经典历史主义史学中作为研究主体的史家的位置与作为研究客体的历史的特色之后,我们发现虽然兰克和德罗伊森的史学各自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我们仍然能从中对德国经典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学科特色有所认识。在研究者的位置方面,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发挥的主体参与性,反映了研究者在认识历史过程中具有一种空前的主动性;而在研究客体的特色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所带有的历史连续性,使历史研究对象范围得以无限延伸。但我们在发现这种认识能力提升的同时,也看到经典历史主义者一直致力于为历史学寻找一个特定的空间,于是以上提到的那两方面也体现了德国经典历史主义中的历史学的学科界限,由研究者主体性发挥的前提看,认识到研究者自己为历史中的一员,使研究者把眼光集中在“人事”上,研究者只观察历史上发生的个别的历史现象,通过个别历史现象感知冥冥之中的永恒力量,但这种永恒力量究竟为何,那是上帝的事情或是思辨哲学家的想象,历史学家只能感受到却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认识它;而由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所具有的连续性上看,史家考察历史个体,主要是在过程中考察它的演变,而不管历史将向何处发展,历史并没有绝对的起点和终点,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是神的旨意、是“上帝的手指”。由此我们发现,尽管德国经典历史主义者试图为历史学划出一个学科的范畴,但由于在他们眼中历史学科所表现出的这两种特性,使得他们一直在努力调和历史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由于德国经典历史主义背后的神意依托,使这种调和或者说这种历史学特有的学科界限在经典历史主义者那里并不成问题,然而一旦失去这种依托,或者对历史学科的那两方面特色失去信念,这一界限就会变得暧昧不清。19世纪的历史主义者为历史学的学科界限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当历史学发展到21世纪,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我们这些将要以研究历史为职业的人就不得不羡慕19世纪德国经典历史主义者对自己学科意义所保有的那种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