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要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于中土,其传教工作的最大困难,源于基督教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是“洋教”,因而遇到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本土文化意识的挑战。西方传教士很快意识到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民中的重要地位,意识到必须实行适应性的传教策略,因而对儒家文化作了一些研究与评论。研究西方传教士的儒学观对我们当下更好地认知儒学、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论文分明清之际与晚清以后两个阶段对来华西方传教士的儒学观做了剖析。分4个部分:一、明清之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儒学观。明清之际的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已意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入乡随俗,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尤其是调和、会通基儒关系,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礼俗、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利玛窦等传教士“会通基儒”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入手:在上帝观上,认为中国古书中的“天”、“上帝”等概念和基督教中的“上帝”有类似之处;在自然观上,对儒家“天”的观念与天主教的“天的”观念进行会通;在伦理观上强调基督教爱的观念与儒学仁的观念的一致性;宽容儒家的祭祀祖宗、祭拜孔子和祭天等习俗;等。但也有批评,尤其是龙华民开始发起礼仪之争,导致了“禁教”。二、19世纪初大规模的传教浪潮再次袭来时,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孔子在这场跨越时空中的对话仍然在继续。19世纪60年代以前,基督教在华宣教事业与儒学之间以激烈的冲突为主,认为“孔子或耶稣”二者必居其一。19世纪60年代末起传教士们‘援儒入耶’,尝试“孔子加耶稣”,试图在基督教与儒学之间建立密切联系。三、19世纪以后来华新教传教士的儒学观。把儒学与基督教加以比较:指出其相通相似点,这是实行“孔子加耶稣”传教策略的依据,找到儒学中可加以比附的部分,利用它为基督教的利益服务;又指出两教相异相抵触之处,论证基督教高明于儒学,认为基督教可补儒学之不足,让人们接受基督教义。基儒比较涉及以下主要方面:上帝观,有的传教士对儒学缺乏明确的超自然的观念进行了批评,不过他们也认识到恰恰是儒学的非宗教性与对孔子的非宗教性崇拜,使其与基督教崇拜“独一的真神”并不构成矛盾,而有的传教士试图在上帝观上对基儒作些附会与糅合,认为儒学知有上帝,不过他们对儒学的上帝观还是持某种批评态度的,认为基督教的上帝观要远优于儒家的类似观念;自然观,传教士注意到儒家在上帝创世与自然观方面的知识的欠缺,主张増加“物伦”;人性论,基督教的人性论是和原罪说联系在一起的,“原罪论”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而儒家的主流是“性善论”传教士批评儒家寄希望于内心修养而不是寄希望于上帝的帮助是一个严重错误;伦理观,传教士对儒学的道德伦理思想是比较认可的,他们对其颇多赞赏,并认为它与基督教伦理较为吻合,因而作了一些会通基儒伦理观的工作;礼俗观,传教士从敬拜唯一真神的基督教信仰出发,对与儒家有关的祭天、祖宗崇拜、孔子崇拜等礼俗进行观察与评论。总之,晚清传教士的儒学观是他们从其基督教的立场出发所形成的对儒学的认识。他们对儒家的上帝观、创世论与人性论主要是进行批判,但也有附会的解释,如以儒家经典的“天”、“帝”比附基督教的上帝,把“性本善”解释为“天命之性”、人类初祖偷食禁果前的天性;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作了较多的肯定,但也有批评,尤其是对儒家向内用力的道德修养论、缺乏对上帝负责教义的道德修养论多有指责;对儒家的祖宗崇拜、孔子崇拜等习俗,有批评,但有的传教士认为是可以容忍、与“专拜上帝”并不截然对立的非宗教性崇拜。四、传教士对儒学的分析与思考,作为异域视野下的比较文化论、作为宗教视角下对世俗政治伦理思想的观照,对我们审视儒家文化的价值与局限,在视角、宏观把握、具体分析、中西比较等方面都有参考意义。传教士基于传播基督教的目的对儒学所作的研究、对儒学思想价值的认识促使其将儒家思想介绍到各国,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