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杂志》作为1920年代“市民化刊物”的代表之一。在面临着来自“新文学”的挤压以及相似市民文学刊物竞争的多重压力下，却能红极一时，鼎盛时期创造5万多册销量的奇迹，足以引起学术界重视。而一直以来对其专门性的研究少之又少，这种研究态势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严重不符，对《红杂志》的深层挖掘，有待继续。　　论文试图将《红杂志》置于1920年代上海整个大的文化语境中，探讨《红杂志》中那些被学术界忽略的市民化、风俗化“言说”以及独特的文人气质，并且在对比研究中管窥《红杂志》及其同人在相关层面上的“言说”与同时期新文学家们的文学活动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内在联系，从而呈现《红杂志》“原生态”的历史面貌与独特的文学价值。　　本论文分三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小调合为时而唱。作为一份市民化的杂志，《红杂志》中处处充满着通俗的气息，而其中数量驳杂，并且作为市井街头文学代表之一的时调更是不容忽视。本章弥补了《红杂志》研究的空白点，从时调这种区别于小说的文学形式方面，对《红杂志》的独特存在意义进行探究。第一节主要对《红杂志》中的时调进行整理，并就内容方面分成市井生活类、时政类、社会新闻类、童歌类等六大类内容相互渗透的时调，并举例分析。第二节承接第一节的叙述，对占时调总数一半以上的世井生活类时调从女子自由解放、劝诫世俗等方面举例分析，从而提出在《红杂志》众多文学形式中，为何时调，尤其是市井生活类的时调会出现如此之多？而第三节通过与同时期以《歌谣》为轴心的新文学家对于时调民歌的整理研究的对比分析中，解答了这一疑问，在体现《红杂志》的市民化为主的杂志定位以及市井文人的文化选择的同时，也从中看到同时期的两派文人在促进时调民歌发展方面互为补充性质的努力。　　第二章：小说合为事而做。作为市民休闲杂志的代表，《红杂志》在愤政治之流弊、疼社会之恶浊、叹人情之冷暖的同时，也更多地展示着自由、平等在市民生活中的存在状态。本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对《红杂志》中的小说进行类型化归类以及在与新文学家具体作品对比分析的过程中，点面结合的道出市井文人小说中的独特的伦理自由观。第一节主要围绕市民生活中自由与面包的主题，论述市井小说家视金钱为自由之大敌的自由观，但因此就否定自由本身，却是市井文人保守性的弊端所在。第二节主要从“婚恋观”看自由之路，论述在市井文人“伪自由”的批判故事模式下，他们建构着自己的婚恋标准，是彻底的自由调和论者，在这套标准模式里，作为权威意义而存在的黑暗社会和封建家长必须参与其中，自由必须与权威意见折中，才能获得所谓“自由”。第三节，通过与同时期新文学家自由主题的小说作品的细节对比，反观两派文人对笔下女工的两种自由选择：一个堕落，一个继续挣扎。虽然在思想深度与作品力度方面与新文学作品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红杂志》的小说家们对于自由平等的探索甚至是控诉，未尝不是对偏激的新文学家们的一种补课。　　第三章：执笔唱和酒肆中。研究一个历史时段的文化、文学，归根结底是为了研究“人”。对于《红杂志》而言，之所以呈现给读者如此细碎以及类型化的社会风俗、市井生活的文化姿态，归根到底还是这些有着特殊社会文化身份的《红杂志》同人们的文化选择。本章的创新点是将文学、文人生活化，通过生活流的文人故事叙述，展示文人们生动活泼的历史存在。第一节主要围绕着《红杂志》中呈现的市井文人们的交游趣事展开论述，不管是花界游历的风流余韵，还是文人之间遣词弄字的戏谑抑或酒肆戏院里的交游无不彰显着市民化的文人“士”气。而第二节是相比较第一节文人市民化而言的，市井文人并非只知道畅游酒肆的碌碌之辈，他们有明确的市民立场，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市民生活规范方面抒发己见，在纸媒商业与出版策略中一展抱负。而矛盾的是有时候他们批判的市民劣性恰恰是他们颇以为乐的交游趣事，这在一定意义上彰显出市井文人的复杂市民形象。最后一节，将市井文人“说日常”与新文学家的“忧天下”对比论述，尽管受到新文学家的批判，但是，无法抹杀的是市井文人在文学史上确实作为一种思想意义上高于市民的存在而言说着商业化的却受众面最大的故事，谁又能说“日常”不是“天下”的一种呢？